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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敦颐《爱莲说》赏析

    发布时间: 2008/4/8 14:35:1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文字 〖 〗 )
    《爱莲说》选自《周元公集》。说,古代议论兼叙事的一种文体,义取解述,名始于《易 · 说卦》,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便是这种文体的典范之作。 
        《爱莲说》是一篇情文并茂的古代散文,这是世人所公认的。特别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名句,象征了—种崇高的品德,因而令人反复吟哦,并成为了志士仁人的座右铭。《爱莲说》,是繁花似锦的古代散文园地里的奇葩,它很像一首以“物”为题材,托物寄意、抒发情思的咏物诗,精致玲珑,给予读者以美的享受和深刻的启迪,因而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所传颂、所喜爱。 
         用极短的篇幅,极少的文字,努力表现出丰富的内容,深邃的境界,是这篇散文最突出的特点。 全文只有—百一十九个字,从字面上来看,只是对菊、牡丹和莲这三种花进行品评,但变化错综,波澜顿挫,措辞含蓄,尤其是通过巧妙的比喻和精心提炼,表现出作者志向高洁,品行廉正,爱憎分明,字字句句都闪射出熠熠耀眼的光彩,读后有如咀嚼干果,品尝香茗,令人回味再三。 
        表现手法的灵活多变,尤其是章法结构的独特是本文艺术上的一大特色。 文章开笔并不是从爱莲写起,而是以欲擒故纵的手法,淡淡地写下了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 这么一句。“水”、“陆”二字,点出了广亵的区域,“草”、“木”二字,展示了花种之繁多。并以陶渊明爱菊和世人甚爱牡丹作陪衬,引出关键的一句一 — “予独爱莲” ,紧扣题目。 
        周敦颐倡导“文以载道”,他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东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通书·文辞》)可见他是重道而轻文的。但就他这篇《爱莲说》来看,在“道”和“文”上都进行了苦心经营。从“文”上来看,语句精当,行文畅达,未用启承关合的字句,却能环环紧扣,一气呵成,毫无懈隙。同时,无论是叙写还是议论,句式都富于变化,使文章具有一种舒卷自如的节奏感,如叙写“予独爱莲”一段时,先用“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一对偶句,接着用“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这一组整齐的短句,最后用“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一先肯定后否定的句子,这简短的几句话,却写得波澜重叠,韵味淳厚,使莲的特性和神态跃然纸上。再如议论的一段,先以三个排比句对应上文,指出三种花的品行,使文章井然有序,但最后三句慨叹,却将牡丹衬在莲后,收束全文,成为点睛之笔,使文章余音绕梁,发人深思。“文须五色错综,乃成华采,须经纬就绪,乃成条理。”(王世贞:《艺苑卮言》)文贵变,《爱莲说》虽然篇幅短小,但写得波澜起伏,跌宕顿挫,富有音乐的节奏感,这也可算是这篇脍炙人口的散文的另一个特点了。 
        为什么作者独爱莲花呢?显然,这与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观有密切联系。他认为莲花有七种可贵的品质,这七种可贵的品质也就是他爱莲花的原因。作者运用 “拟人比喻法”, 即寓所要表现的人物品格于所写事物的类似特点之中,使物人格化。用突现莲花的可爱之处,来比喻君子的品格,抒发自己的怀抱。莲有什么值得可爱?作者以诗意的笔触,精心描绘莲的特性、莲的自然生态美。描绘—种自然物的美,不外两个方面:形与神。作者描绘莲的美时,并未在形上下功夫,而是执意就“神”来着笔,做到了神中见形,神形兼备,塑造了莲妩媚动人的形象。 
        可贵品质之一: 莲花“出淤泥而不染” (就像电影快速镜头一样,只见嫩莲从乌黑的淤泥中穿了出来,不沾染些微污迹,是那样洁净鲜嫩。比喻自己在恶劣污浊的环境中不受影响,洁白无瑕。) 
        之二: 莲花“濯清涟而不妖” (她在清水中洗涤后,仍那样美丽庄重,比喻不献媚取宠,在优越的环境中不炫耀,天真自然。) 
        之三: 莲茎“中通外直” (空管挺直,比喻思想行为的通达正直,胸怀豁达。) 
        之四: 莲茎“不蔓不枝” (不旁逸斜出,比喻不拉拢勾结。) 
        之五: 莲香“香远益清” (那香味从远处悠然飘来,清香扑鼻,缕缕可闻。比喻把好的名声传播久远。) 
        之六: 莲株“亭亭净植” (只见莲洁净地卓然挺立在水上,比喻卓然独立,坚守贞操。) 
        之七: 莲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好像在庄严宣告:只许远处欣赏不可就近轻慢地玩弄。可播香撒美,绝不受凌辱,好一派君子风度。比喻态度严肃,气节高超,凛然不可侵犯)。 
        作者在描绘莲的外在美的时候,更胜一筹,连用几个明快的短句,再加上“通”、“直”、“清”、“净”这几个准确的词儿,既活现了莲的外形,又刻画了它的神态,还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二句作了补充和印证。就这样,作者未直接描写无穷碧绿的接天莲叶和别样艳红的映日荷花,然而莲的形象,仍那样鲜明喜人。横溢着无穷无尽的力量,活跃着蓬勃向上的生命。通过对莲的外形和品格的细致描画,写出莲有七种可爱的品格,补足了“独爱莲”的原因。 
        它在污泥中出世,但它能清醒地屹立于混浊的恶劣环境中,存心谨慎,不受污染,一身正气,毫无劣迹。它冲出污泥,透过清水,露出水面,含苞待放,在这清平优裕的条件下,无娇媚之态,无媚世之意。莲不论在任何环境中,都不会失去理智,都不会随波逐流,始终保持志向如一,洁身自好。莲的这种突出特点,正表现了它的崇高品质。正因为莲具有这种崇高的品质,才能做到表里一致,形神合一。这样写来,使莲的形象和品德臻于尽善尽美了。文章写到这里,已把爱莲的理由说得一清二楚,似乎可以就此搁笔。但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绝非发思幽情,绝非仅仅停留在咏物上,而是运用比喻的手法,既是写莲,也是自寓,而且希冀公侯巨卿乃至村夫野老,都要以莲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做有高尚节操的臣民。不仅如此,作者身为官吏,他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出发,对当时举世混浊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对当时那争名于朝,趋利于市之徒更是难以容忍,鱼鲠在喉,吐之为快。 
    在对莲的形、神充分描绘的基础上,通过议论,对爱三种花的三种人进行了褒或贬,回应了篇首,点明了中心。“陶后鲜有闻”与“陶渊明独爱菊”相应,“同予者何人”与“予独爱莲”相应,“宜乎众矣”与“世人甚爱牡丹”相应。作者起笔紧扣题目中的一个“爱”字而出,总括泛写入题,提领全篇。接着,从“甚蕃”之中特举出菊花,牡丹和莲花。作者在这里先说菊花,“晋陶渊明独爱”,再说牡丹,“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最后才交代出他所爱的对象,“予独爱莲”。三种花三种爱好,作者用的是“以宾衬主”的方法。“独爱菊”是旁衬,“甚爱牡丹”是反衬,“独爱菊”,“甚爱牡丹”都是宾,“独爱莲”才是主,一“独”一“甚”,有褒有贬,为下文论述先暗垫一笔,目的是为了突出莲花。结尾这几句意味深长的话暗指天下真隐士少,有德者鲜,而世俗之人多。不明白说出,而用暗讽就使得结尾含蓄、深刻。这样,“可爱者甚蕃”就有了着落。这首句联得广远,似乎漫无涯际,但宛若春云初展,鲜花含露,叫人一见钟情。从结构上来说,也为下文叙事,议论作好了铺垫,特别是点出了一个“爱”字,紧紧扣住了题眼,落到了实处,并为全文张本。 
        在这里,作者仍按着第一段的叙写顺序,分别概括三种花的品行。寒凝大地,风刀霜剑严相逼,百花凋零了,枯萎了,而菊花却能够傲然挺立,独吐迷人的芳香,它是“花之隐逸者也”,用菊比喻隐士。“牡丹”,确实绚丽多姿,众香园里数它娇媚,会赢得世人的喜爱、倾慕,是“花之富贵者也”,将牡丹比喻贪慕富贵之徒。而那莲花,具有高洁纯净的美好品德,是“花之君子者也”,把莲比喻具有高贵品德的君子。这三句评论,紧承上段第二层来写,一一对应,针线井然,褒贬自显。 
    把咏物和寄志,把物、情、理熔为一炉是《爱莲说》艺术上的一大特色。 本篇所咏之物是莲,当然离不开莲的习性特点,但若是仅仅停留在咏物上,即停留在对莲的外貌的描绘上而没有感情的寄托,那无论写得怎样曲尽其妙,也算不上好作品。《爱莲说》之所以能高于一般咏物之作恐怕就在于把咏物与寄志,即把物、情、理熔铸一体,并且做到了妙手天成,天衣无缝。在文中作者除了准确地描绘了莲的外貌和品格外,还运用暗喻手法以喻人,表达了人的品格和操守。这个暗喻运用得实在好,显得那么贴切自然,一点没有牵强生硬之感。“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等句究竟是写莲还是写人呢?可以说,这几句既是写莲又是写人。在这里,物、情、理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读了这几句,任何一个读者都能体会出这是作者在借莲花来赞美“君子”。这几句不正是那些超然脱俗,心胸坦荡,为人忠耿,不攀权附贵,仪容端庄,尊严傲岸,凛然不可侵犯的“君子”的形象化写照吗?这“君子”事实上也是作者的自况。 
    关于“隐逸者”与“君子”的相异处 ,因二者在概念内涵上有相似点,极易混淆。所谓“隐逸者”,是指那些虽不满于当时社会现实却又不敢正视,因而采取消极态度——隐居避世,独善其身之人。而“君子”的特定含义是指那些敢于正视眼前的社会观实,无论处于浊世,受到权贵压抑,还是处于所谓“圣朝”,受到统治阶级青睐,都能始终不卑不亢,卓然特立,保持高尚情操和高洁志趣的人。 
        第一自然段中有这样两句话:“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据《续晋阳秋》记载:“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于宅边东篱下采菊盈把。俄见白衣人至,乃刺史王弘送酒,便就欢饮。”陶潜还写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等咏菊的名句,所以说他最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茂)牡丹”,是用的陪衬中的反衬手法。自唐至宋,一般人都喜爱牡丹,古书上记载很多。李肇的《唐国史补》说:“京城贵游尚牡丹。每春暮,车马若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白居易《秦中吟》),正谓此也。刘禹锡在《赏牡丹》中吟道:“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苏轼在《吉祥寺看牡丹序》中也说:“盖此花见垂于世三百余年,穷妖极丽,以擅天下之观美。而近岁尤复变态百出,务为新奇,以追逐时好者,不可胜纪,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李孝光《牡丹》诗云:“富贵风流拔等伦,百花低首拜芳尘。”李白的“一枝秾艳露凝香”名句,是牡丹比喻杨贵妃的“倾国”之色。皮日休则写道,“佳名唤作百花王”。可见,牡丹向来以雍容华贵出名,有“花王”之称,自然就赢得了世俗的喜爱。 
        《爱莲说》的第二段,是对三种花做出评价并发出感叹。该段又可分为两层: 
        第一层,先以陶渊明独爱菊,自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为陪笔,均是简单一语带过。继而转入正题,比较详细地叙写“予独爱莲”。作者为什么要选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呢?因为用第一人称,有助于更充分、更从容 、 更亲切 、 更加细致地发挥叙述、评论的力量,读起来使人感到娓娓动听,格外亲切。而另外一个原因,是作者周敦颐博学多识,为政勤谨,廉正豁达,他写这篇文章,正是以莲来寄托自己的情操和志向的,即“借花以自为写照”。所以文章一入正题,作者内在的情思便直接地倾泻出来。“予独爱莲”中的一个“独”字,点明了作者对于千花万卉,唯独只爱莲花的志趣,同时,也表露了作者满含愤怨嗟叹爱莲的人极少,与下文“莲之爱,同予者何人”一脉相通。 
       “噫!……宜乎众矣!”是第二段第二层。—个“噫”字如闷雷贯耳,是结构上的转笔,也是作者情感的转变、升华,从评价转入深沉的慨叹:作者沉重地慨叹真正的隐士自陶渊明以后几乎绝迹;而像作者自己以莲自励的有道德的人,也是寥若晨星;最后“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八个字,指出爱富贵者独多。陆机在《文赋》中指出:“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就作者的写作意图来说,结尾一句乃是全篇之警策,因为作者审时度势,看到了当时争名逐利,世风日下的社会沉疴,他对争名逐利者深恶痛绝,但又不便公开抨击,只得婉转陈词,给以暗讽,故其意味更为深长。这三句慨叹,从字面上看,第一句用一“鲜”字,已见难得之意,可窥其作者对陶的爱菊是—种欣赏的态度,当然也正是对陶渊明具有菊一样的性格的赞扬,第二句一方面表达了作者不为富贵所诱,不为世俗所染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也微露了作者孤芳自赏的局限,从语调上看,第一句读罢,似乎给人以敬佩之余,惜其不足的感觉,而第二句,一个问句,完全是自负自傲的口吻,“和我相同的是什么人”,言下之意,除了我还有谁呢?第三句乍看是随便自然之文,而实际上是叹息、嘲讽。从章法上看,上文列举也好,评价也好,都是按菊、牡丹、莲的顺序来写,而这里慨叹,则将牡丹、莲颠倒先后,粗看无关宏旨,而细细咀嚼,倍见作者用心良苦。从感叹的数字来看是太少到更少到太多,可见,第一句是映衬第二句的,第一句、第二句与第三句形成对比,而第二句与第三句的对比就更为鲜明强烈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 
        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篇《爱莲说》有为统治阶级向人民“劝善”之疑。周敦颐是代表封建官方思想的宋朝理学的开山祖,为要宣扬天人合一思想,对于子思 、 孟轲所提出的“诚”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把“诚”说成是“纯粹至善”,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通书·诚下》)。为达到这种“诚”的境界,他又提出了“诚”的修养方法:“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太极图说》)所谓“中正”,就是中席之道,所谓“主静”,就是不要有自己的物质欲望。尽管当时人民食不饱腹,衣不蔽体,也要安安静静,绝不能起来抗争,这才是“立人极”,符合做人的最高标准。他的这番说教,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矛盾,要人民安贫乐道,浑浑噩噩地当奴隶,服服帖帖地任人宰割,不要起来反抗封建统治。如北宋农民起义,王小波 、 李顺就提出过要“均贫富”,在周敦颐看来就是有“欲”,就是“爱富贵”,因而也就违反了天理,而不符合“诚”的标准了。周敦颐是封建反动统治的卫道士,他的“存天理 、 去人欲”的反动说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单从这方面来加以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周敦颐写的《爱莲说》,还隐藏着他的另一番用心! 
        周敦颐的《爱莲说》,有什么思想意义呢?作者讲究道德修养,洁身自好,曾被人誉为“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与其说是描述莲花的可贵品质,倒不如说是他的自我写照。可谓笔情墨意,酣畅淋漓。这篇散文表现了作者不肯和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以保持其美好名节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我回历史上是有其渊源的。孟轲在他的《孟子·尽心上》中曾说,一个人处境很好(达),得志的时候,就要考虑天下的老百姓,要给他们带来好处,当他处境窘困(穷),不得志的时候,则要加强自身的思想修养,以使自己品德高尚。战国时代楚国的大诗人屈原在他的《渔父》篇中,表现了这种思想:我宁肯跳入湘江,葬身鱼腹,也决不和世俗小人们同流合污。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所表现的思想,和孟子、屈原的这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宋代著名的文学家,号称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在他为周敦颐写的《濂溪嗣序》中有这样的话:“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可见,周敦颐本人的品格,在当时也是被认为很高尚的。他在《爱莲说》中所表现的思想,正是他本人的写照,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里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在那个社会里,许多统治者残酷地剥削、压迫老百姓,有的人为了得到荣华富贵,追求名利,于了种种肮脏事情。周敦颐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却鄙视、唾弃这些勾当,这在客观上对广大劳动群众是有好处的。宣扬这种思想,在客观上对社会也是有好处的。这便是它值得赞扬和肯定之处。这种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当然,这里的“淤泥”,“清涟”等等,要赋予它新的内容。不过,周敦颐的这种思想,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它只讲个人的思想修养,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却不去讲如何和社会上残酷压迫,剥削广大群众的种种丑恶现象做斗争,如何去消灭社会上的种种丑恶行为,这又是很消极的。在当时的社会里,宣扬这种思想并不能改变大多数人受压迫、剥削的命运。今天我们在借鉴这种思想时,也应批判其只讲“独善其身”而不去和种种错误做法乃至坏现象做斗争的消极的一面。

        【作者】肖旭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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