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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许倬云先生的“书缘”

    发布时间: 2008/10/13 9:35:3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文汇报
    文字 〖 〗 )
    许医农
        
        《许倬云观世变》与《许倬云问学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两书是从许倬云先生作品中挑选出70篇文章,分别组合而成。如果说:《观世变》浓缩勾勒了许倬云先生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五十多年治史形成的“史学观”,《问学记》则情理两浓地抒写了他独特的人生之旅与成功的问学之路:一个天生残疾的孩子怎样在家庭、亲人、良师、至友的关怀与引领下,踏上从知识到智慧执著追寻的漫漫艰难路并获得成功。
        
        2007年许倬云先生在北大史学论坛上回答“历史是什么?为何要有历史学?”提问时,他曾这样表述:“历史是过往的人与事的经历和掌故……任何一国、一朝、一代都不过是历史的一些枝节与片段。时序上,每一片段有前边无数的‘因’和后边无穷的‘果’;空间上,每一件史实都因前后左右无数牵绊与关联而难以一刀两断。因此,厘清人类经历错综复杂的时空关系就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使命。”这也注定了许先生毕生治学的强烈体验:历史学是一个永远聚讼纷繁的难题;史学家们摆脱不了“命运”的两途:悲观地说,没有永远不能更改的定论;乐观地说,永远有推陈出新的机会。
        
        上下五千年,一部中国史孵化了无数由历史生发的诗歌、故事、小说、戏剧、音乐……可是,历史学者不是歌者、舞者、演艺人、文学家,他承担着了解、剖析既往历史上的人与事,垂鉴戒于后世的庄严使命。这也注定了史学家人生追求的特殊艰难与价值。一般人可以只是“活在今天”,史学家则与此同时还必须“回到过去”,探寻其中的是非与得失因由,通过自己的辛勤笔耕,启迪今人,警示来者。
        
        人类历史浩瀚无涯,经过严格训练的史学工作者一般限于个人的精力与时间,大多选取某一年代段、某一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成为“断代史”专家。但是,还有部分史学家在专业领域之外进行某些综合性探索。许倬云先生即属此类。他没有一头栽进“中国历史与文化”,因“偏爱”而“沉迷”,却持守以世界史的广阔视野为参照而不失归属感,全情地投入并坚持“如法官断案式”的研究。
        
        四年前,有媒体访问许先生时提问:“作为一位中国大陆出生、后到中国台湾求学,又在美国历练并执教多年的学者,你怎么定位自己的身份?”许先生回答时明确宣称:“我是一个学术界的世界公民,视个人良心与学术规范高于一切。”这位精通中国上古史、文化史、社会史,熟稔西方历史,不囿于书斋而心怀故土与世界的史学家,近二十年来奔走、讲学于港台、大陆与美国等地,治史与讲史已入通透之境。
        
        他是怎样走上这样一条史学之路,并取得著述等身、足以传世的业绩的呢?
        
        许倬云先生在《问学记》中,以饱含深情的笔触追述了自己出身于江南书香之家、生而残疾、历经三四十年代战乱流亡的“幸运的不幸者”,是父亲的书房和丰富藏书给他启蒙、向他敞开一个广阔的人生世界并引之入求知之门。更幸运的是:他考进了五十年代群英荟萃的台湾大学历史系,在他问学的起跑线上受到李玄伯、劳贞一、李济之、芮逸夫、高晓梅、董彦堂、凌纯声、钱宾四和严归田等众多史学界前贤的教诲与引领。
        
        有两位令他特别不能忘的恩师:一位是当时台大校长傅斯年。1948年许先生随父去台,当年报考台大外语系,并被录取。一个偶然巧合的机缘是:他的国文和历史考卷被王叔珉和劳贞一推荐到校长傅斯年处,傅斯年慧眼识珠,找到这个“不一般的”新生说:“你应该读历史系。”第二学期他即转入历史系。
        
        另一位是文学院院长沈刚伯。1953年他毕业后,沈刚伯曾力促他出国,说:“你必须学些其他文化的历史,才会有能力回头看清中国文化的性质与变化。”四年后即1957年,他即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系”。正是这个被誉为韦伯研究方法重镇的芝大东方研究所,向他打开了一扇中国古史之外的西方社会、经济乃至哲学、宗教等的知识大门,拓宽了他超越中国古代史的问学视野,做到真正的“杂学旁收”,从而奠定了他的“各文化间比较研究”的雄厚基础。
        
        岁月悠悠,数十年过去,倬云先生始终牢记沈刚伯师训:“应如《西游记》与《封神榜》中的二郎神,双目之外有一只‘烛照神怪原形’的‘第三只眼’。”正是这“第三只眼”,使他数十年如一日,以史学家的通达观察,把握历史长程剧变中的脉息,以源源不断的学术研究专著与不失文采的通俗治文,与社会广大读众分享。据不完全统计,迄今许先生已出版中文著作238种(包括专著、合著、论文、讲座),另有外文专著与论文60余种,堪称著述等身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业于贵州人民出版社时,以书为缘与先生结识,迄今二十余年,有幸书缘未断。在我内心始终把先生奉为“求知”与“为人”的楷模。最难忘与许先生的第一次面识:那是1999年我执业于北京三联书店时,有幸承担他的《西周史》与《从历史看领导》两书责编。初夏时节,许先生抵京,电话相约: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董秀玉和我6月6日去他下榻的国际饭店共进早茶。这天清晨7点30分,当我与董秀玉准时推开国际饭店一层厅门时,只见拄着双拐的许先生正端立在空阔堂皇的大厅中央,显然只为迎见两个普通编辑。这是一个铭刻在我心中、永远鲜活、让我终生难忘也足以垂范于今人和后世的镜像:人——可以这样看待自己的成就与荣名!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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