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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余华小说人物的悲剧性(1)

    发布时间: 2009/3/13 15:59:3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北大中文论坛
    文字 〖 〗 )

    前 言
        余华是80年代以来一个取得很高成就的青年作家,评论家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的叙述模式、语言特色和作家对苦难和生存意识的关注上,本文从悲剧性这个角度去探究其小说人物。我们清楚,在先锋小说创作时期,余华对现实采取尖锐的对抗态度,并以暴力、血腥、死亡为主要书写内容,而其创作转入民间介入当下文化语境后,他试图消解前期作品激越的对抗关系,书写得更多的是作品人物对命运和苦难的承受。余华虽然在文学创作中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和转型,但是并没有本质的转变,他依旧承继了一以贯之的对人类生存意识的关注和对人物悲剧的塑造。可以这样说,余华在其系列小说,构建了不少充满悲剧性的人物形象。


        论述小说人物的悲剧性,还得从悲剧入手,现代意义的悲剧源于西方,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方悲剧的表现形式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学者邱紫华就曾指出,“与西方悲剧冲突中那种尖锐的、不可退让的血淋淋方式很不相同,中国悲剧作品表现冲突的方式很难体现激扬高蹈的悲剧精神,而这正是中国民族性格的一种表现”[1]这是深层次的民族特点和文化背景决定的。我认为,中国式的非激扬高蹈的悲剧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达到相当的默契。学者曹文轩也曾指出“中国文学悲剧的平民化的色彩就像西方悲剧的贵族化色彩不可避免一样,是不可避免的。”[2]本文正是用这些理论背景和理论基础去阐述作品人物的悲剧性。


        一:价值的毁灭——对抗下的人物悲剧


        论及余华早期的作品,我们无法跨越余华对暴力、鲜血和死亡书写的评价,而对此的理解和认同有助于进一步研究。综观余华早期作品,作家试图缓解创作中自身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其手段主要体现在对人性的揭露和对鲜血、暴力、死亡的内容表现上。我们清楚,余华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创作中,以近乎无情、漠然的心态向人们展示了充满暴力、鲜血和死亡的文学世界。如小说《一九八六年》,那个曾经做过中学历史教师的“疯子”,将古代的各种酷刑毫无保留地施加在自己身上,残酷的自戕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其惨无人道的方式让人发指:


        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鼻子。……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拚命地喊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于是黑乎乎的嘴唇开始红润了。不一会钢锯锯在了鼻骨上,……鲜血此刻畅流而下了,不一会工夫整个嘴唇和下巴都染得通红,胸膛上出现了无数歪曲交叉的血流,有几道流到了头发上,顺着发丝爬行而下,然后滴在水泥地上,像溅开来的火星。……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入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随后用手将鼻子往外拉,另一只手把钢锯放了进去。……[3]


        这种暴力景观我们可以在余华的其他作品里得到观照,如在《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作家同样精彩地展示了他残酷的暴力美学。这种颠覆思维传统的话语方式,其实远不是某些评论家所说的“仅仅是作家迷恋暴力的一种表现”,那么除了通过暴力、血腥叙述去展现人性之恶外,作家暴力和血腥书写背后还有没有隐藏着其他深意呢?我们似乎可以从作家的话语片段中可以得到某种提示,“暴力因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我更关心的是人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4]上面所言,似乎向我们暗示了作品的某种内在逻辑,深入分析,我们便发现:暴力的书写不是作家所要的终极,作家的真正目的是把它作为表现人物欲望和揭露人性的一种手段。曹文轩就先锋作家关于人性主题的创作曾深刻地指出:“他们无意在这里宣扬唯心主义,只是想用他们的别具一格的叙述,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卓有成效地揭示人和人存在的悲剧性实质。”[5]


        诚如一部分评论家所言,作家在内容表现上对于暴力和死亡的痴迷、对“恶”的极度渲染和夸张、对人性的深刻揭露,成就了余华大部分作品是悲剧。我认为,作为悲剧最突出的是作品悲剧主人公价值上的毁灭——在对抗中的毁灭,在自身的无知中毁灭,悲剧正是通过这些有价值人物的毁灭来获得更深刻的认同。叔本华站在悲观主义的人生立场上认为,“写出一种巨大的不幸是悲剧里唯一基本的东西。”[6]而站在个体人的立场上,他发现悲剧的意义在于有价值的双方无知地相互残杀,进而在两败俱伤的冲突中宣告生活或宇宙本身的荒谬性。如果把余华前期的先锋作品放在这种语境下去解释,无疑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在这类作品中,人性的劣根恶成为作品揭示的中心和苦难的根源,它最终把一切都推向毁灭这个悲剧性的归宿。我们看看余华这一时期的作品。


        在《一九八六年》中,我们清楚,那个历史教师,也就是后来的疯子,作为一个活的生命个体,毫无疑问,他的价值是作为个体人而得到体现的,但是却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下,他成了变态社会无辜的牺牲品。面对非理性的社会,他无法选择,也无法躲避,只能默默地忍受,由此导致其命运向着悲剧方向转变。于是,就在这非常时期,他身上潜藏的人性恶的种子膨胀和发展,恶的不断积累和攒聚,导致主人公最终将复仇的枪口对准了自己,自身成为了悲剧的受难者和承担者,这时他便成为了恶的代言人,成了暴力的某种外化。在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悲剧使主人公异化成“非人”,并由此转化成个人的命运悲剧。诚如叔本华所说的悲剧,人的价值在巨大的不幸(来自社会和个体自身的)面前的彻底破灭。主人公作为一个不打折扣的悲剧人物就得到了印证。


        潜心阅读余华的作品,我们发现,又如《现实一种》,故事起源于一个叫皮皮的小孩,小说悲剧也是由他开始。他以孩童特有的方式,虐待和摔死了自己的堂弟,从而导致了孩子父母中的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暴力和残杀。自此,仇恨和恶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滋长、蔓延,暴力作为禁止和惩处的双重手段不断循环上演,悲剧也因此愈演愈烈。我们眼睁睁看着那些并无多大过错的人们,为实现各自的欲望而相互摧残,从而演绎了一场场撼人心魄的悲剧!作品中,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暴力实施者,也是灾难受害者。在他们眼中,所谓正义和道德,就是扭曲了人性的异己力量。在这里悲剧源于一种错误,即是对自身的一种无知,身处悲剧而未觉,盲目地扮演了施暴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角色,且随着命运的摆布走向了人生归宿。作为悲剧,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的个体价值在毫无价值的对抗中毁灭。故事起源于偶然,却在人物两败俱伤的抗争和充满荒谬的人生中落下帷幕。


        余华的其他作品在表现人物的悲剧性上也非常的相似,如《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等。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余华的作品虽然营造出一种浓厚的悲观情绪,但是这些并不等同于绝望。作家曾说过颇具代表性的一段话,“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7]由此,我们分析得知,作家是用超然的态度去看待世界、去表现崇高和展现人文关怀的,其真正目的是“以语言叙述背叛传统作为切入点,与传统的人道主义关怀的泛滥相决裂,谋求确立真正的人文关怀”。[8]只有认识到作品背后的那种人文关怀,我们才有可能符合作家的本意,从而与之进行有效的心灵沟通。由此我们明白,悲剧人物的塑造意在表现和揭露人性的主题,作家的目的是与传统的人道主义相决裂,旨在探索一种新的人文关怀。

     

    编辑:

    查常平的人文言说 ——《人文学的文化逻辑》读后
    论余华小说人物的悲剧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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