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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情可待成追忆--谈林徽因的记忆与李商隐的锦瑟二诗

    发布时间: 2009/9/8 14:41:1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文字 〖 〗 )
     一、

        诗人林徽因从事诗歌创作起始于1931年。那一年,她一共写了九首诗。这九首诗,不论写景抒情,均属上乘;纯从写作技巧言,也异常成熟老练,让人丝毫也看不出来竟然是一位新诗人的作品!这说明了她除了拥有天生的迷人诗才之外,并且对文字驾驭方面言,亦深具超卓的能力。林徽因会成为一位诗人,依我的推断,是因为她与徐志摩在1921年于康桥的拜伦潭前曾立下盟约有关。她不单实践了她的诺言,并且她也成功地把原只是建筑学家的林徽因这个名字写进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中。

        林徽因诗歌的风格,与诗人徐志摩相同,都深受英国浪漫派开山祖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与柯尔律治(Samuel T. Coleridge)的影响。她所创作的诗歌,都严格地遵从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Lyrical Ballads)中所揭示的诗歌创作的两条主线而前进。依华兹华斯,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并且,这些好诗都“导源于宁静中回忆所得来的感情”。(It takes its origin from emotion recollected in tranquillity.)故此,林徽因的许多佳作,都是在当前的一片静中(tranquillity),通过回忆(recollection),让发生于过去时间、空间里的客观的人、事、物,与当前的主观的感情(powerful feelings, emotion. 徐志摩和林徽因习惯称之为“情绪”),在沉思想像(Contemplation, Imagination)中不断地锤炼消融,直至这主客观面达到相即相入,而最终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将此所得来的情思,使用一种日常语言,将它们活生生地呈现出来,自然而流畅,浅显但感人。

        由于林徽因的诗歌一开始便紧紧地吸引着我,透过对她的诗歌长期地反复阅读与细心分析,让我初步地掌握了她诗中深邃的哀伤寓意,并且也使我同时兴起了下面的疑惑:为什么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事物与时光都那样的特别短暂?我们又为什么总是会在当时不懂得去珍惜爱护而任其流逝?当我们惊觉其真正地彻底失去时,一切的后悔与哀伤岂非徒然?假如在生命中曾与你共谱人生美好的曲子的人,是否他就是你生命中最重要和珍贵的人?又假如这位这么重要和珍贵的人竟飘然离你远适,甚至远适至那不可知的彼岸,那么,留下来的除了是你记忆中他的音容话语与天真的笑声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在时间的长河中,他的音容话语与天真的笑声,竟不因时间的不断向前推移而有丝毫褪色,正相反是更形清晰,以至于牢牢地盘踞着你的脑际而挥之不去,那么,这是否说明了你对他的爱早已融进你的生命中,并且成为你生命中不能分割的部分?假如这不能分割的部分一直重复地出现在你的诗作中,是否就意味着一种怅惘哀伤的永恒性深深地根植于你的内心之中?假如这份真挚的爱与爱的悲歌竟因为客观的人间世无法让你尽情宣泄的话,是否除了表而为隐晦的诗歌之外便舍此而更无他途?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飞机意外逝世后,诗人林徽因便是这样体切地将她在回忆中所得来的点点滴滴完整地呈现在她的诗歌中。

        无独有偶,在1931年的一千零八十年之前,唐宣宗大中五年(西元851年),诗人李商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逝世,这位与他结发十四年的妻子王晏媄,再也不能尽力地给予他为事业而奋斗的精神上继续支持而离他远适,远适至更隔蓬山一万重还要更遥远的彼岸!从851年到李商隐逝世的858年这八年之中,是否李商隐就与现代诗人林徽因一样,只是异时异地但境遇完全相同的两个孤独哀伤的诗魂?李商隐留下来的许多无解的隐晦无题诗与准无题诗究竟能否找到一丝可理解的线索?1936年2月林徽因写出了她的《记忆》一诗,这首诗究竟与李商隐逝世前所写的《锦瑟》一诗是否有某些神秘的关联?时间跨越了整整超过一千年以上的这两首诗,是否不约而同地共同彰显了人性中的普遍性与其绝对的孤独与悲伤?在诠释这两首诗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这两首好诗。

        《记忆》    林徽因

    断续的曲子,最美或最温柔的
    夜,带着一天的星。
    记忆的梗上,谁不有
    两三朵娉婷,披着情绪的花
    无名的展开
    野荷的香馥,
    每一瓣静处的月明。

    湖上风吹过,头发乱了,或是
    水面皱起象鱼鳞的锦。
    四面里的辽阔,如同梦
    荡漾着中心彷徨的过往
    不着痕迹,谁都
    认识那图画,
    沉在水底记忆的倒影!

        《锦瑟》     李商隐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二、

         《记忆》一诗写于1936年2月。这是一首歌颂自然的诗歌,充分地透显出人与自然圆融地相即相入的和谐性。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述,诗人林徽因的许多佳作,都是在当前的一片静中(tranquillity),通过回忆(recollection),让发生于过去时间、空间里的客观的人、事、物,与当前的主观的感情(powerful feelings, emotion徐志摩和林徽因习惯称之为“情绪”),在沉思想像中不断地锤炼消融,直至这主客观面达到相即相入,而最终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将此所得来的情思,使用一种日常语言,将它们活生生地呈现出来,自然而流畅,浅显但感人。这首《记忆》一诗是她所有诗作里最明确表达出,她就是紧依着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所揭示的诗歌创作的两条主线而前进!诗中明确地点出“回忆”(recollection)、“情绪”(emotion)和“静”(tranquillity),而出现在诗中的“曲子”、“夜”、“星”、“花”、“野荷”、“月明”、“湖”、“头发”、“水面”、“鱼鳞的锦”、“梦”、“痕迹”、“图画”、“水底”、“倒影”等意象与景象莫非都是我们经常使用到和接触到的,为什么这些如此浅显的语言与如此熟稔的自然景致会让我们直接就感受到一种奇妙的清新与惊羡?英国浪漫派诗歌另一位开山祖柯尔律治在他的《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一书的第14章里,对他与华兹华斯当初相交的第一年,如何热切地讨论浪漫派诗歌的基本课题与创作的分工,作出了详尽的追述,他说:

        在华兹华斯先生与我成为邻居的第一年间,我们的谈论,常常交集在诗歌的两个基本课题上,那就是:藉着一种对自然之真理的坚决忠诚,以激起读者的同情的力量;与藉着对想象力之缤纷的修饰,以促成对新奇产生兴致的感觉的力量。突然变化的光与影,或来自月光,或来自夕阳,散发在已知与熟稔的景致上,这种偶现的迷人魅力,似乎正表示着两者之间之结合的实用性。这些都是自然的诗歌。……《抒情歌谣集》的计划,便源于这种观点。在这本诗集中,我们彼此同意,我致力于集中在人物与角色的超自然上,或者说,这至少也是浪漫的;不过,尚须从我们的内在的本性中,移植出人性的情趣,与真理的投影,从而为想象力所形构的这些影像,充分获致当前的怀疑态度之自愿搁置,这便形成了诗意的信仰(poetic faith)。另一方面,华兹华斯先生的创作目标是:从习焉不察的昏慵中,以唤醒心灵的注意力,并将这心灵的注意力导向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之美好与惊羡,从而给与日常的事物一种新奇的迷人魅力,并激起一种类似于超自然的情思。(注1)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诗人徐志摩与诗人林徽因在中国开创的就是中国浪漫派诗歌,与英国浪漫派诗歌一脉相承!都是以歌颂自然为主的抒情诗歌。但是,我们仍然好奇,究竟林徽因诗里说的“湖”是什么地方?她在诗中最后一个诗行“沉在水底记忆的倒影!”这一哀叹的实指为何?让我们诵读一下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的“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便能对照出来,林徽因哀叹的就是她与徐志摩当年的盟约之毁弃,以至于原先的美梦之破碎,并且这个美梦之永恒地沉淀在拜伦潭潭底的悲伤!(注2)所以,她在诗里所说的“湖”就是拜伦潭!

        林徽因《记忆》这一首诗写于1936年2月,它的写作时间距离徐志摩的逝世已五年多,距离她到剑桥访问已经整整十五年!这首诗,就是如此地在当前的一片“静”中,透过“回忆”、“想象”,一下子便回到那时空睽隔的康桥与康桥的拜伦潭。“断续的曲子”,是不是就是徐志摩在《再会吧康桥》一诗中所说的“自然音乐”?在该诗中,徐志摩自述他之所以能接触到这种“音乐”以及睁开双眼窥探文艺学术的殿堂,是因为:“不昧的明星,赖你和悦宁静/的环境,和圣洁欢乐的光阴,/我心我智,方始经爬梳洗涤,/灵苗随春草怒生,沐日月光辉,/听自然音乐,哺啜古今不朽,/”。假如徐志摩从未到过康桥学习,是否他心灵的耳朵将无法聆听到康桥这美妙的自然音乐?又假如林徽因从未伴随徐志摩来到过康桥的拜伦潭,是否这种具体美妙的自然音乐对她来说只能算是空洞的抽象音符而无实质意义?她,不只去了,也听到了,在一个宁静的朗月月色下,在一个繁星满天的点点光辉中,在一个最美最温柔的夜里。是否只要你不沾滞丝屑的俗念,是否只要你审美的本能未曾泯灭,是否只要你仍保有那完全诗意的信仰,那么,披着情绪的花(诗本身!)便会长在记忆的梗上?那么,诗人林徽因问:在记忆中,谁不有两三朵如此娉婷的花?事实上真的这样简单吗?我们都知道,诗歌宜雅忌俗,俗念绝不可能化为美好的诗行,而生活忙碌的人,常常在指顾之间泯灭其审美的本能,试问又如何能把那种一闪而过的诗歌意念化为缤纷的诗行?更何况现实人生里,谁又能长期地坚持诗意的信仰?那么,这样说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闪现在记忆的梗上之诗歌意念让它真实地化为朵朵鲜花(指诗)是明显不过的。这些歌颂自然与人性的五彩缤纷的诗行,正像瓣瓣荷花在明月的静夜里无名的展开並且散发出迷人的香馥一样。但是,这毕竟只是少数的专业诗人才能真正做得到,而诗人林徽因所说的“谁不有”云云,也许视作她对我们的鼓舞激励可能更加恰当吧!

        让我们重新回到拜伦潭。正如我在诠释林徽因的《藤花前》与徐志摩《偶然》二诗时已经指出,“云”是林徽因,“水”是徐志摩。天空中的云,自在轻盈明艳,她随着风到处飘荡,不经意地与地面上的水偶尔相遇,这短暂的交会,于是便形成了倒影。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一诗中所说的“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正是这种投影关系。那发生在转瞬间的交会,具体地言,就是一见钟情。林徽因在这首诗里,把这种投影关系轻轻地化约为“湖”(水)、风、与“头发”(她自己)的关系,而“水面皱起象鱼鳞的锦”,正是指在徐志摩“心头荡漾”着的“波光里的艳影”的这种投影现象。拜伦潭的水面,皱起了象织锦般美的鳞漾,伴随着康桥的天籁,在这最温柔、最美的月夜里,星光下,向着四面扩散,寂静辽阔,漫无边际,在诗人林徽因的脑海中回忆里渐次消逝,如静夜中之夜曲的faded out,最后是似有还无,不着痕迹。当年一对年青人的盟誓,所追求的“敬仰,希望与爱”这一单纯信仰的理想,(“We live by Admiration, Hope and Love.”见华兹华斯《远游》一诗William Wordsworth, The Excursion, 1814, Book IV)如诗如梦,如梦如诗。他们不经意地深陷情网,陶醉于初恋的甜美中,他们向往百年多前两位英国浪漫派的创始者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所创作的诗歌,他们更希望能出版一本诗歌合集 – 中文版的“抒情歌谣集”!但是,这个“创作诗歌”与“落实感情”的美梦最后竟因为盟约的崩解,誓言的毁弃而彻底地破灭。“沉淀着彩虹似的梦”,是徐志摩在1928年初秋重访剑桥这伤心地时的话,而对林徽因来说,那一个彩虹似的梦,只是永远处在她人生旅途的过往的中间之记忆里,美丽而遥远。这个仿佛彷徨荡漾在拜伦潭如诗一样的梦,以及这个沉在拜伦潭潭底下破碎的梦,最后只演变成为一幅永恒的图画,在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中首度揭橥,在林徽因的《记忆》这首诗里再被重提,尤其在林诗中,以一个感叹号来结束全诗,更显示出人生的无奈与悲伤,这与此诗的一开始处,回忆到剑桥的最温柔最美的夜,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是不是在人生的途程中必须亲身经历过交臂失之,才能显示那彻底地失去的人事物弥足珍贵?难道这不就是人类的永恒悲剧吗?

                  三、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这是金代的大诗人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中的一首名诗。它一方面说出了诗人李商隐的诗,必须等待一位像郑康成般的大学问家笺注《诗经》那样来笺注《锦瑟》,才能让人读得懂李商隐究竟要表达什么。但是,元好问的这首诗在另一方面也透露了他读懂了李商隐《锦瑟》这首诗里最重要的意旨 – “怨”!怨,就是哀怨悲伤。什么事让诗人李商隐哀怨悲伤呢?他又为谁而哀怨悲伤呢?这首写在一千一百五十年前的《锦瑟》,为什么就那么迷人,竟让古往今来无数的解人希望破读它的真确意旨?我确切地相信每一个读这首诗的人都会有相同的感觉,就是:我们都知道李商隐在这首诗里表达出了他内心的悲伤,然而,把诗中的每一句拆开来,就让人根本不知道李商隐真正要说的是什么,但是,它就是那么美,那么迷人。林徽因的诗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完全领会他们在诗中要表达的确切意旨,但是,你也可以直接感受到这就是一首你喜欢的好诗!

         假如元好问提出一个“怨”字是《锦瑟》原诗的确切意旨的话(注3),那么,古往今来注解这首诗的人恐怕大多是佛教所说的“增益见”!也就是说,这些“见解”,对这首诗的确切意旨言,只算是添加的,而不是原诗的原意!元好问在他的这首论诗绝句里,还点出了“佳人”二字,这两个字就跟“锦瑟”二字紧密相连。照我们的理解,元好问认为李商隐《锦瑟》一诗里的“锦瑟”是“睹物思人”中“物”,诗人目睹了锦瑟,便特别地想念到跟这张琴有关的人。是不是这张琴正是他所想念的人常常拨弄弹奏的乐器?是不是现在只剩下了一张琴而让李商隐特别地追忆起跟那位弹琴的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这美好时光不就是《锦瑟》一诗里所说的“华年”吗?这样说来,元好问认为那位弹奏锦瑟的人是一位女性而称之为“佳人”实在是恰当不过的了。但是,她究竟会是谁?是不是能从这首诗与李商隐其他的诗文中还原出来呢?这应该是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问题。

         元好问对《锦瑟》一诗的理解无疑是最贴合李商隐原意而不增添什么的一种,至于这首诗的其他部分该如何理解?元好问自己在论诗绝句中的表达是,他也很想知道,但是,“独恨无人作郑笺”,则是他的感慨。然而我们要问:除了元好问所指出的那些要点之外,是否我们仍能从这一首诗本身读出进一步的信息?答案是肯定的。我认为《锦瑟》这首诗的诗眼是“忆”字,也就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说的“追忆”与“思”(思华年),这个理解,主要是得自于阅读与思考现代诗人林徽因的《忆》与《记忆》两首诗而获致。

         理解《锦瑟》这首诗,我认为最好先将颔联与颈联的那四个用典孤立起来,也就是说,直接从“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四句诗去理解。首先,“瑟”是一种古乐器,而“锦瑟”,依《乐器图》的说法:“雅瑟二十三弦,颂瑟二十五弦。饰以宝玉者曰宝瑟,绘文如锦者曰锦瑟。”(见清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引,《乐器图》为北宋沈括所著,一卷,现亡佚,《宋史·志第一百五十五艺文一》归类为《经》类十中之《乐》类一百十一部,一千七卷 。)这样说来,锦瑟就是在瑟琴上绘以织锦似的花纹作为装饰的一种乐器。依照《汉书•郊祀志》的说法,“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李商隐在其他的诗里提到“瑟”时,常用“五十”这个数字,如“雨打湘灵五十弦”(见《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诗),又如“因令五十丝,中道分宫徵”(见《和郑愚赠汝阳王孙家筝妓二十韵》诗),相信便是借用《汉书》此处的典故,不一定有什么特别意旨,似乎不需要坐实去说什么他“年近五十”如此胶着的解释。这个借用的重要用意,无非是借瑟喻人,并且用此引发后面透过这张瑟乐器的每一弦与每一柱来指向一段与弹奏这张瑟的人共处的美好时光 – “华年”。“端”是事由、原委之意;“无端”,就是没来由、无缘无故的意思,也就是没有道理可讲之意。“锦瑟无端五十弦”,意即锦瑟何以故会是五十弦呢?为什么不是别的数目?这真是没什么道理可讲的。假如李商隐用此来开句,无非是借此锦瑟之弦与柱去指向弹奏此瑟的人,并且指向这弹奏此瑟的人与他曾经共同渡过的美好时光 – 华年的话,那么,为什么这美好的时光 – 华年却是逝去了而变成为“曾经”的呢?我想这可从“思华年”的“思”字看得出来。“思”就是思念、令人怀念的意思。“令人怀念”不就是逝去而不复存在的吗?是不是逝去而不复存在的时光就格外让人难忘,并且主观上便会特别地赋予它美好的意含?假如我们没有好好地珍惜与斯人共渡的那美好的时光,那么,是否在往后的岁月里便会特别地感叹自责甚至内疚哀伤?假如面对着对方一份诚挚感人的真情而自己却糊涂迷惘,真情随着斯人之逝去而消失于无形,那么,剩下来的除了是永无了期的悲伤追忆外,还可能是什么?这样说来,真情岂可待乎?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真情不可待也!这难道不是李商隐永恒的悲伤?“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可待”一词,在李商隐的咏《牡丹》诗里也曾使用过,诗上说:“荀令香炉可待熏。”荀令即荀彧,汉献帝被曹操接去许昌(后为都城,改称许都)后,拜曹操为大将军,拜荀彧为侍中、尚书令。因荀彧官拜尚书令,故后世多称其为“荀令君”。古时衣服的香味主要是靠香炉熏成,据说荀令君往访他人家,坐处三日留香,(注4)他的香味并不是依靠香炉熏成,而是自身的体香,故此说“可待熏”,全句的意思是荀令君自然体香,岂待香炉之熏香乎?这样说来,“可待”意即岂待之意,事实上,就是直言真情之“不可待”的意思。斯人已逝,真情当然就不复在,而留下来的除了是自责自己当时的糊涂迷惘与往后的岁月里无穷的悲伤追忆外,难道还有其他?

          《锦瑟》首尾两联理解如上,让我们重新回到颔、颈二联,看看是否仍能在这四个用典上找到一些相关的意旨。“庄生晓梦迷蝴蝶”,典出《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真实与梦境的界线和差异在那里?“望帝春心托杜鹃”,典出三国蜀汉谯周的《蜀王本纪》:“望帝使鳖灵治水,与其妻通,惭愧,且以德薄不及鳖灵,乃委国授之。望帝去时,子规方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 子规即杜鹃,又名子鹃。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佳部•巂字》下说:“一曰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慙,亡去,为子巂(规)鸟。故蜀人闻子巂鸣,皆起曰:是望帝也。”又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一九《杜鹃》诗注引《成都记》:"望帝死,其魂化为鸟,名曰杜鹃,亦曰子规。"(《成都记》为唐人卢求所撰,早佚。)望帝,是传说中周朝末年蜀地的君主,名叫杜宇。后来禅位退隐,不幸国亡身死,死后魂化为鸟,暮春啼苦,至于口中流血,其声哀怨凄悲,动人心腑,名为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见于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二:“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此说《博物志》、《述异记》并载之而文小异。《述异记》卷上且云:“蛟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南海出蛟绡纱,泉先潜织,一名龙纱,其价百余金。以为入水不濡。南海有龙绡宫,泉先织绡之处,绡有白之如霜者”。又《太平御览》卷八零三引《博物志》(今本《博物志》无)亦云:“鲛人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绢。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又据《礼记》:“蚌蛤龟珠,与月盛虚。” 朱鹤龄注此句引《文选》李善注曰:“月满则珠全,月亏则珠阙。”李商隐的这句诗大体上是依据这数条典故揉合而成。最后,“蓝田日暖玉生烟”,见于《汉书•地理志》:“蓝田,山出美玉,有虎候山祠,秦孝公置也。”以及《文选•陆机文赋》:“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这四个用典的诗句,元好问并没有读出它的真正意旨,所以期待着后世能出现一位像郑康成笺注《诗经》的大学问家来解释一下究竟这四句诗的确切意旨为何。显然地,元好问并没有等待到,而后世的诸多解释,似乎也无法让我们口服心服!如此说来,是否这四句诗终归是无解的呢?难道一切的解说都成了自说自话?假如我们把这四句诗与全诗结合起来,那么,是否我们仍能在元好问所提的“怨”字之上作出一些突破?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真情不可待。但是,庄生之迷蝴蝶则有待于晓梦,望帝之托杜鹃则有待于春心,沧海之演变为珠有泪则有待于月明,蓝田之发展成玉生烟则有待于日暖。“晓梦”、“春心”、“月明”与“日暖”,似乎都展示出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是不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人间世的人、事、物就存在着一种由此一状况向另一状况转变的真实可能性?反过来看,假如离开了“晓梦”,庄生还可能迷蝴蝶吗?是不是“晓梦”对于庄生之迷蝴蝶言,就是其逻辑的充分与必然的条件?“春心”对于望帝之托杜鹃与“月明”对于沧海之珠有泪以及“日暖”对于蓝田之玉生烟言,岂非相同?是不是只要我们守望着那样的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之出现,我们就能期盼着一种转变的真实可能性?这样说来,人生毕竟是充满着希望的,不是吗?可是,现在你所爱的人却离你远适,远适至“更隔蓬山一万重”还要更遥远的彼岸,试想想,面对着对方为你所付出诚挚感人的真情,究竟又会在哪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再现重生?这无疑是一个绝望的期待!真情可待乎?不可待也。这竟是绝望的结论!诗人林徽因在1947年所写的《展缓》一诗上说:“把绝望的结论,稍稍/迟缓,拖延时间”,但是,时间能停顿吗?难道这不是生命中永恒的悲哀?

             四、

         透过对现代诗人林徽因的悲伤诗歌的了解,让我在元好问对李商隐这首《锦瑟》一诗“怨”字之外,添增了些微的理解,这就是:《锦瑟》的诗眼是“忆”;而结论是:“此情可待” – 真情不可待。假如你当时糊涂迷惘,那么,斯人已逝,真情不复在,留下来的只会是悲伤的追忆罢了。林徽因在《记忆》一诗中所回忆的人是徐志摩,让我们好奇的是:李商隐在《锦瑟》一诗中所追忆的“佳人”究竟会是谁呢?在这首诗里是否有丝毫的线索可寻?答案也是肯定的,就在这首诗的标题“锦瑟”二字。《锦瑟》一诗,大家都认为它与李商隐的其他的“无题”诗无以别,所以大多也把这首诗当作“无题”诗来看待,事实上,“锦瑟”这一诗题仍有特定的意旨,它是用来指向一个特定的人之象征,存在着一种“物是人非”的不可取代性,这就跟唐代崔护的“人面桃花”同一意趣,去年是人面桃花相映红,而今年却是人面不知何处去,只留下仍在春风中微笑的桃花!看见桃花,是不是更让我们深深地思念着人面?发展到最后竟然是,只要看见到桃花,就不能或忘人面,桃花就成为了人面的一个无可取代的象征。锦瑟与那一位佳人也正是如此的一种关系。正因为如此,诗人李商隐便留下了一条不太明显的线索让我们去追寻。

        李商隐在妻子王晏媄去世后不久写下了一首《房中曲》一诗,诗上说:“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显然地,这张锦瑟,本就是王夫人的遗物。而一直以来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奔奔波波、营营役役,当一个与自己才情完全不对等的幕僚小官的李商隐,与他的结发妻子真是聚少离多,发展到最后竟是那位一直在精神上充分地支持着他的结发妻子就在他三十九岁时离开了这个伤心的世界,离开了他。当他再次回到长安城的家中,只见到锦瑟还在,佳人却不复!物在而人亡,睹物倍增悲。《房中曲》显然是一首悼亡诗,写得真是非常悲伤。假如我们把李商隐在这首诗中的“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理解为就是王夫人逝世的同一次他回家所见所感的话,那么上天竟没有让他们见上最后的一面,这不就是人生最大的悲伤吗?(王夫人逝世后不久李商隐的妻兄王十二与连襟韩瞻过访邀他出去小饮,他没赴约而写下了《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诗“更无人处帘垂地,欲拂尘时簟竟床”与“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读来同样悲伤!)李商隐的妻子王晏媄是涇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一般推断,李商隐是在唐文宗开成三年春(838年)没有通过吏部考试(于复试中被除名),所以没有获得官职才去当王茂元的幕僚的。娶王茂元的女儿王晏媄应该也在这一年,一直到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王夫人去世,这十四年间,李商隐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外地当县尉的地方小官,就是在外地当别人的幕僚,而在长安城朝中也只不过当过地位低微的“校书郎”、“正字”等小官,到妻子去世后才随东川节度使柳仲郢调返京城(在巴蜀工作了四年),才重新获得回到朝廷中任职,当一个收入还不错但地位依然低微的“盐铁推官”,这个工作,他做了三年,后来罢职回乡,病逝家乡中。可见李商隐与王晏媄相处的十四年间真是聚少离多!我们也确信,王夫人对他向事业方面上的奋斗肯定给予了绝对的支持。事实上,赏识李商隐的人实在不少,但终归是命途多舛!像他的岳父王茂元,可惜在他与王晏媄成为夫妻三年后便去世,在李商隐的事业发展上并未能给予太多的支持。又像唐武宗会昌三年,跟李商隐有高度相同政治见解的李德裕为相,理应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了,可惜的是,李商隐正好遇上了母亲逝世而守丧,等到他丧期满了,李德裕已被罢相贬官了。另一次是唐宣宗大中三年,在武宁节度使卢弘止下面当幕僚,卢弘止非常赏识李商隐,跟到这位能力非常好的长官,理应有机会升迁,可惜的是,卢弘止在大中五年春却病故。李商隐的一生就是这样浮沉于低级的官宦生涯中,长时间流落在京城之外,但是,李商隐并不死心,一直到了结发妻子的去世,他才真正万念俱灰,在他的妻子逝世的三年后,他为自己的《樊南乙集》写序说:“三年已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我们也知道,李商隐自从妻子逝世后再也没有续娶,他便一直困在那无尽的悲伤中,发而为诗文,倾诉着自己内疚、后悔、自责与悲哀,八年之后便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他大概只活了四十六岁。

         金钱、声名、地位、权力,这都是大部分人追求的目标,古往今来的读书人大体上都不能免,李商隐当然也不例外!是不是一个人一直要发展到失去了更重要的,他才会真正认识到:金钱、声名、地位、权力,其实也是非常外在的并且是有价的?你所爱的人,以及这所爱的人为你付出的那一份诚挚感人的真情,那才是真正无价的。可惜的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往往都是在人们彻底地真正失去对方时,方始为人们确切地认取,聪明才智如李商隐,也未能免俗地如此热衷于此。王夫人的逝世对他的冲击肯定是巨大的,最后竟逃到佛教里去。假如一个人不能自己真正去面对生命里的根本无明的话,那么,即使念佛也确定地无法让你彻底解脱!我相信李商隐许多的“无题”诗都是诉说着相同的悲伤,一如现代诗人林徽因一样。王晏媄逝世距离现在整整一千一百五十七年,我们确信,李商隐在他生命的最后八年里,根本无法从这种绝望的哀思中走出来,他的孤独、内疚、自责、悔恨与悲伤,就像他的《无题》诗所描述的一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丝”就是“思”,对王夫人的思念就像春蚕一般,不走到生命的尽头肯定不会停止,而想念至悲伤流泪也就像蜡炬一样,不烧到成为灰烬绝对不会终止。读李商隐的诗,可以读出他那一种深深的自责、内疚与负罪感,似乎他总要重重复复地大声说出来,我太对不起你了!这个悔恨哀伤,竟成为了他生命中的永恒!假如美好的时光最终竟成为悲伤的回忆的话,那么“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的哀叹与自责岂非必然的终结?

              五、

        正如第一节所言,英国浪漫派的开山祖华兹华斯创作他的诗歌是紧依着下面两条主线进行的,即: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并且,这些好诗都“导源于宁静中回忆所得来的感情”(It takes its origin from emotion recollected in tranquillity.)。也就是说,他常常在当前的一片静中(tranquillity),通过回忆(recollection),让发生于过去时间、空间里的客观的人、事、物,与当前的主观的感情(powerful feelings, emotion. 徐志摩和林徽因习惯称之为“情绪”),在沉思想像(Contemplation, Imagination)中不断地锤炼消融,直至这主客观面达到相即相入,而最终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将此所得来的情思,使用一种日常语言,将它们活生生地呈现出来。这种创作诗歌的方法,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现代诗人徐志摩与林徽因。《再别康桥》是这样写出来的,《记忆》也是这样写出来的。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远在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在他的结发妻子王夫人逝世之后所写的许多抒情诗歌之创作的手法也雷同,所不同的只不过是李商隐太喜欢用典了,这与华兹华斯的诗歌理论是相违背的,因为华兹华斯认为这些陈言套语式的诗歌词藻(poetic diction)应该从诗歌中彻底摒除!然而,英国浪漫派的另一位开山祖柯尔律治则认为用典只要用得恰当则是无所谓的,所以,他不反对用典(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就用了《旧约•创世纪》中“虹”与“云彩”的典故!)。假如徐林二人是严格遵守英国浪漫派的诗歌创作理论去创作诗歌的话,那么,他们所创作出来的诗歌当然是浪漫派诗歌,并且应该称之为中国浪漫派诗歌!有趣的是,李商隐后期的抒情诗歌是否也应该称之为中国古典浪漫派诗歌?我认为的确可以这样看。林徽因的《记忆》这一首诗,因这“回忆”(recollection)、“想像”(imagination),将她写这首诗的当前的时间空间与十五年前剑桥的时间空间揉合在同一首诗里,有意思的是,李商隐也常常使用相同手法!他的《无题》诗中的“昨夜星辰昨夜风”、“来是空言去绝踪”与“相见时难别亦难”等诗均如此写。一般认为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写于唐宣宗大中五年秋)是在王夫人逝世后,他应东川节度使柳仲郢之邀作幕僚而入川所作,王夫人既已去世,当然应该排除了这首诗是写给王晏媄的可能性。但是,一个人假如处在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与强烈的自责内疚以及过度悲伤的心理状况下,往往不接受故去的人真正已不在人世,而“想像”着对方仍与她或他同处于同一的世界中,最低限度,诗人是认为对方仍“真实”地“活”在他们的诗歌世界中。林徽因中后期的《你来了》、《年輕的歌•一串瘋話》、《给秋天》等诗莫不如此,尤其后一首诗读来就更是悲伤!假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写出来的话,那么,这一首诗的“君”就是王夫人!一如同时稍早的元稹的悼亡诗《遣悲怀》中的“闲坐悲君亦自悲”称其逝去的妻子韦丛为“君”一样!这样说来,诗题《夜雨寄北》原来真的正如宋代的《万首唐人绝句》里标示为《夜雨寄内》这一诗题就毫不足奇了。(《万首唐人绝句》最初由宋代洪迈编辑,最初是五千首,上呈宋孝宗后,进而扩充为万首。)假如这首诗真的是寄给已逝世的发妻的话,那么,诗中的悲伤岂不是更难解读出来吗?诗中“何当共剪西窗烛”的“何当”是问句“何日”的意思,也就是“哪一天、什么时候”的意思。这个“哪一天、什么时候”的询问,恐怕只在诗人李商隐的诗歌世界里有其真实的意义,而事实上,就真实世界言,王夫人毕竟已逝世好几个月了!这样说来,所谓的“剪烛夜谈”岂不就成了一个永不能实现的梦?

         我常想,生命的本质真的就是如此绝对的孤独的吗?假如在这个孤独而匆匆的人生道上,能邂逅到一位与你一起分享生命中快乐与悲哀的人,那么,这岂不应该就是一种深厚的福与缘?又假如对方能更进一步与你无间地达至一种精神上的灵质的交感互通,那么,这岂不应该就是一种上天的无上恩赐?问题却是:为什么我们总会交臂而失之?我们为什么总会那样莫名其妙地让那深厚的福与缘以及上天的无上恩赐轻易地流逝于指顾之间?依据林徽因在1936年2月26日写给沈从文先生的信以及她后来的诗歌里的表达,她的确遇到过了,也相恋了,并且也信誓过,约定了,但是,为什么会导致这“绝望的结论”?(“绝望的结论”见林徽因1947年所写的《展缓》,这是一首异常悲伤的诗歌!)它的真正原因究竟又在哪里?何以林徽因后来竟会让誓言毁弃、盟约崩解?林徽因在1947年《展缓》一诗中内疚自责,并且归罪于“建筑逻辑”,但是,就“建筑”这方面言,那不正是当初她十七岁在英国时的浪漫憧憬?至于从“逻辑”方面来说,难道在“纯情感”的世界里竟不能容纳下一丁点的理性抽象思维?我每次阅读她的《展缓》一诗,竟都无法抑制内心的悲伤。事实上是,徐志摩在1931年11月19日飞机意外逝世,近因当然是应林徽因之邀,从南京坐邮政飞机赶赴北平,去参加她在清华小礼堂关于中国古建筑的公开演讲。(这个演讲林徽因已准备了以徐志摩的《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一诗作开场白。)至于远因则是林徽因在1921年由英国返中国后的感情转变。正因为此,我推断,最初林徽因接到了徐志摩的死亡消息时,她仅仅是无从释怀于一种伤心与愕然的情绪而已,并且在一个多月后写给胡适之先生的信里强调:“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 认过这话。”然而,到了1932年夏天,当她写出了《别丢掉》一诗后,她重新面对了徐志摩对她的诚挚的真情。正因为真正面对了徐志摩对她的诚挚真情,她联结起自他们的相识相恋开始,如何到后来走向分手一途,直至徐志摩遇难为止的点点滴滴,真是牵扯不清,这让她更内疚与自责,甚至认为自己正是造成徐志摩一生悲剧结局的始作俑者!这种深切的内疚自责,发展到在她后期诗歌里,竟转变成为绝对的悲伤,终其一生,却一直无法从这种绝对的悲伤中走出来!

        王晏媄病逝时,李商隐大概是39岁。人生道上,从此失去了一位一直以来都给与予他精神上毫无保留支持的红颜知己,由李商隐的诗文中得知,她们尽管婚姻生活上是聚少离多,但是,他们却恩爱异常。并且,在王夫人去世后,李商隐更是长期处于一种内疚、自责、悲伤的深切追忆思念他跟王夫人共度的美好时光。这种极度的悲伤,除了让他完全失去了人生目标的追求外,更常常在诗歌中表达出一种真实与梦幻不辨的心理状况。唐宣宗大中五年秋所写的悼亡诗《房中曲》上说:“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王夫人才逝世一两个月,诗人李商隐已经担心到天翻地覆大变动后,他们又能重逢,可是会彼此不能相认了!同一个秋天,王夫人的哥哥王十二与王夫人的长姐丈韩瞻(王夫人排行第七,是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幼女。)来访相邀外出小饮,李商隐也因为悼亡日近毫无饮酒的心情而推却,他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了他们两位,诗上说:“更无人处帘垂地,欲拂尘时簟满床。”(见《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诗)妻子王夫人的起居室一如过往,未曾有任何更动,一切都保留原状,但是,人已故去,不复再有人进出其间,所以重帘深垂,再也没有卷上去!诗人想轻轻拂去草席上的灰尘,然而,灰尘早已铺满了整张床!在这两句诗句里,李商隐一方面客观地写发妻逝世后的实景,另一方面也主观地写他现时的内心实已达到了一种万念俱灰、了无生趣的绝望心境。也是同一年秋天,他在远赴巴蜀当东川节度使柳仲郢的幕僚入川前曾到洛阳城王夫人的父亲王茂元故居崇让宅,写下了《西亭》一诗(崇让宅有东亭、西亭,东亭见李商隐《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一诗),诗上说:“此夜西亭月正圆,疏帘相伴宿风烟。 梧桐莫更翻清露,孤鹤从来不得眠。”这首诗由月圆去反衬地写斯人已逝之不复得团圆相聚,而昔日一群年轻人在这崇让宅中“隔座送钩、分曹射覆”之美好快乐时光再也难觅,进一步更由月圆对比地自己现在的孤单寂寞难以成眠,正像一只孤单的野鹤一般无异!也是同一年的深秋,李商隐正由陕西经剑阁栈道入川在大散关忽遇大雪,写下了《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一诗,诗上说:“剑外从军远, 无家与寄衣。 散关三尺雪, 回梦旧鸳机。 ”从这首诗可见王夫人还在的时候,尽管李商隐在外地当幕僚,在他的内心里总有一个正常的家在京城里,王夫人会从家里寄来御寒的冬衣等,这里的“与”字读yu3,是给予的意思,也就是说,现在家里的女主人逝世了,家也不成为家了,再也没有人会从家里给他寄来寒衣的意思,而“无家”就是上文所说的“三年已来,丧失家道”,依据《易经•家人》的说法:“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婦婦,而家道正。”(当然也可能是李商隐在他的妻子逝世后旋即入川,而把年幼的儿子李衮师托养在亲戚家,衮师的长姐比他大得多,也许已出嫁,所以说“无家”。参李商隐《娇儿诗》:“阶前遇阿姐,六甲颇输失。凝走弄香奁,拔脱金屈戌。”)在散关为大雪所困,羁旅半途中,夜里发妻王夫人出现了,正在家里的织机之前忙着为诗人赶做寒衣,然而,这竟是一个梦!王夫人逝世五年多后,大中十一年正月,李商隐重访洛阳崇让宅,写下了《正月崇让宅》一诗,诗上说:“背灯独共余香语, 不觉犹歌《起夜来》。”王夫人父亲的宅第现在不单止残破失修,老鼠蝙蝠乱闯,来到王家的故居,李商隐对王夫人的思念就更加强烈了,他甚至还出现了幻觉幻听,他不仅闻到了王夫人的余香,还听到了王夫人唱着乐府诗歌《起夜来》(《乐府解题》曰:“《起夜来》,其辞意犹念畴昔,思君之来也。”)这首《正月崇让宅》诗真让人读之淌泪!我确信,李商隐自妻子去世后,不仅没有续娶,并且,深陷在那种孤独内疚自责的绝对悲伤里,走不出来,直到他走向生命的尽头。

          “人之生也,固若是其芒乎?”这是庄子的悲叹。假如我们纯从读诗的角度切入去看李商隐与林徽因的诗歌的话,那么,我们真的非常感激这两位诗人为我们留下了这许多美妙的乐章。但是,假如我们进一步从他们诗歌背后的孤独、内疚、自责与绝对悲伤来探究生命的本质的话,那么,难道我们不会也跟庄子一样相同地兴起了人生其芒的悲叹?像李商隐、林徽因那样才智超卓的人,似乎不能说他们“芒”,因为“芒”就是迷昧无知的意思。试问,我们又哪具备这个资格去说他们“芒”?假如让庄子那样的超级智者来说说他们:“哎!你们真是芒呀!”那么,也许他们会稍稍服气一些。但是,假如人生在世只不过就是来此世界走一趟“学习”的途程的话,那么,是否我们总会从别人的故事里学习到一些什么真理,而往往不容易从自己的故事总结出什么人生真谛?觉悟真的就那么困难吗?难道我们永无法摆脱人生之“障”?金钱、声名、地位与权力的追求为什么又会是外在的?拥有这些东西不就是自古以来被我们认为是成功的表征?那么,追求这些又有什么不恰当呢?诗人李商隐在他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高声喊出“此情可待”- 真情不可待,这是否就是他在这一期生命中学习到最宝贵的东西?诗人林徽因在1948年之后就不再写诗了,她逝世于1955年4月1日,五十一岁便走完了她那多病哀伤的一生(哀伤是就诗歌的表现言!),究竟她的故事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又是什么?她中后期的诗歌大体以回忆为其基调,与李商隐后期的诗歌同其凄美,常让人读之淌泪!最后,在结束本文的论述之前,我愿意引用诗人林徽因在1933年岁终所写的《忆》一诗来作结,同时我也把伯克莱加州大学已故文学教授陈世骧先生《锦瑟》一诗的英译附在这篇文章之后供大家参考。我常想,是否人间世真正存在着一个无悔的人生?“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这是庄子在他的《齐物论》中提出的另一个问题。究竟人间世是否存在着一个真正不芒的人?那么,那又是谁?

        林徽因的《忆》一诗如此写:

        《忆》

    新年等在窗外,一缕香,
    枝上刚放出一半朵紅。
    心在转,你曾說过的
    几句話,白鸽似的盘旋。

    我不曾忘,也不能忘
    那天的天澄清的透蓝,
    太阳帶点暖,斜照在
    每棵树梢头,像凤凰。

    是你在笑,仰脸望,
    多少勇敢话,那天,你我
    全说了, — 像张风筝
    向蓝穹,凭一线力量

    二十二年年岁终
    1934年6月《学文》1卷2期

    The inlaid psaltery for reasons unknown has fifty strings,
    Each string and peg evokes precious years of life.
    Zhuang Zhou, dawndreaming, lost himself incarnated as butterfly, 
    Wang Di, each spring with heart pining, is transformed into a cuckoo.
    In the vast sea under moon light pearls shed tears,
    In the Blue Field where the sun is warm the jade yields smoke.
    This feeling might abide until it becomes memory,
    But at the time already one is in sorrow enmeshed.

    -Trans. by Prof. Shih-Hsiang Chen (陈世骧) 
      

        廖钟庆写于2008年7月25日台北淡水

        注释:

        1、S. T. Coleridge, Biographia Literaria, Chapter 14.

        2、请参阅拙作《徐志摩〈再别康桥〉试释》第二节释义。

        3、元好问引用《锦瑟》原诗的“望帝春心托杜鹃”可能不是单纯的引用,而应该有特别的意旨,是不是诗句中的“春心”就是他的《无题》诗中的“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中的“春心”?是不是李商隐使用“春心”一词兼有宋玉《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与梁元帝《春别应令诗》四首之一的:“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假如是如此使用,则应该有“春时睹风物而生感伤的心情”与“男女互相恋慕之情”这两层意思。 

        4、《艺文类聚》卷七十引《襄阳记》:“刘季和性爱香,尝上厕还,过香炉上,主薄张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虚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处三日香,为我如何令君而恶我爱好也?’” 《太平御览》卷七零三所引略同此。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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