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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玄学的创始人王弼

    发布时间: 2018/3/5 11:17:1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北方教育
    文字 〖 〗 )
    一、生平
        王弼,字辅嗣,三国时代魏山阳高平人(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生于魏文帝黄初七年(公元226),卒于齐王芳正始十年(公元249),享年二十四岁。
        王弼的祖父王凯是王粲的族兄;外祖父刘表,是荆州经学的领袖,长于易学。蔡邕是东汉著名的藏书家,十分赏识王粲的才学,后来将毕生藏书送给了王粲。而王凯的儿子王业,过继到王粲家,这些藏书后来便由王业继承;他就是王弼的父亲。王弼家除了继承这些丰富的藏书外,也承袭了易学的家学传统。王粲的祖父王畅,是易学名家,也是刘表的老师,所以清人焦循认为:“弼之学盖渊源于刘〔表〕,而实根本于〔王〕畅。” 
        王弼天才早慧,享年才二十四岁,就注解了《周易》及《老子》这两部思想名著,后来都成为魏晋玄学的经典之作。这样重要的思想家,陈寿《三国志》却没有他的传记,只在<钟会传>里说:“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短短二十几字,非常粗略。何劭的<王弼传>则比较详细地纪录了王弼的生平、性情、交游,以及他跟当时名士清谈的言论,纪录了王弼这个天才思想家与裴徽、何晏、刘陶、锺会、荀融等清谈名流交光互影的片段。
        二、所属流派
        王弼是魏晋玄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曹魏正始(240-249)年间,何晏、王弼阐发《老子》、《庄子》和《周易》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因《老子》等三部书后来被称为“三玄”,故这个流派遂被称为玄学。何、王以探究宇宙本源为主要课题,从《老子》的“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出发,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晋书.王戎传从弟衍附传》)意思是说,“无”是超越物质性的世界本源,它不仅创造万事万物,而且是人生的根本。贤者能因之成就高尚的道德,不肖者能因之明哲保身。同时,他们走上综合儒道的道路,宣称名教出于自然(“自然”即“无”),尊卑名分是自然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面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举行论辩来阐释玄理。后一种方式即所谓“清谈”。清谈一般分主客双方,谈主阐述自己的见解,谈客提出质疑,经过数番诘辩。这是玄学发展的特殊方式。由于何、王出身高贵,身居显职,而言及玄远、神采飘逸,博得官僚士族的赞誉和竞起仿效。玄学之盛还在于魏晋之际曹氏、司马氏之争愈演愈烈,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为了避祸,名士们谈玄以逃避现实,阮籍“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嵇康虽稳居林下,拒不仕晋,但平时“无喜愠之色”(晋书《嵇康传》),十分谨慎。他们在生活上则放荡不羁,颓废没落,及时行乐。玄学对于打破儒家思想的禁锢有一定作用,玄学的思辩形式也刺激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但玄学亦强烈反映了门阀士族的腐朽性。
        三、主要思想简介
        王弼的哲学思想核心是“以无为本”,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不同,带有思辨玄学的色彩。他把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发展为有无何以为本的本体论玄学。他认为“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这就是其“贵无论”。
        贵无论
        王弼的哲学思想归结为一点,就是认为在有形有象的事物背后,有一个无形无象但是更加重要的东西在支配着它们。王弼把这个无形无象的东西称为“无”,是本;那有形有象的称为“有”,是末。二者比较,本比末重要。在中国哲学史上,这样的思想被称为“以无为本”。用于治国,那体现仁义规范的礼仪制度,有形可见,有名可称,因而它们是“有”,是末;那产生仁义礼制的东西,无形可见,无名可称,因而它们是“无”,是本,是比末更重要的东西。这个本,这个无,也就是道。只有掌握好这个无,才能做好那个有。为了做好那个有,就必须掌握好这个无。如果不掌握这个无,只是在有上致力、用功,那个有也是弄不好的。也就是说,要使儒学的仁义礼节发扬光大,就不能只是致力于那些礼仪的外在形式,注意人们的外在表现,而应该致力于那些产生礼仪的东西,注意人们的内心,使人们从心里真正理解仁义礼节的作用和意义,并且心甘情愿地遵守它们。只有这样,仁义的原则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儒学的礼仪制度才能得到真正的遵守。如果只注意外在的形式,只能导致虚伪。
        王弼认为,那最根本的道理,和人们有形可见的行为,往往是互相反对的。比如有些人,看来非常遵守礼仪制度,其实破坏礼仪制度的恰恰是他们;有些人看来不遵守礼仪制度,甚至还抨礼仪制度,其实他们才是礼仪制度的真正维护者。儒者们常抨击老子,对老子否定仁义礼节的言论感到愤慨。但在王弼看来,老子不过是强凋要掌握仁义礼节的根本,要掌握住那无形象但又是仁义礼节本源的道。在王弼笔下,老子是儒家仁义暂原则的真正维护者。与“以无为本”相呼应,王弼强调礼仪规范应该合乎人的本,出于自然而然的原则。比如什么是孝,在王弼看来,主要不是按时向父母问寒问暖,在父母死亡时按照礼仪的规定哭泣、跪拜等等,而是自然的亲爱。
        另外,在圣人论方面,王弼提出“圣人体无”、“圣人有情而无累”的命题;在思维理论方面,他提出“忘言、忘象以得意、得象”的理解和诠释方法;在本体论方面,他提出“崇本而息末”的体用观;在政治伦理方面,他主张“名教出于自然”。王弼吸取《老子》“有生于无”的思想,以“无”表述万事万物的宗主、本体,崇尚“无为”、“自然”,而又同时肯定孔子为圣人,不废弃“名教”。他认为圣人“体冲和以通无”,能体验“道”的冲灵境界,并跟一般人同样也有喜怒哀乐之情;然而,由于“体无”,所以能不受外物牵累。圣人是指孔子,孔子“体无”,而言必及有;老子则尚未达到圣人的境界,但是善于“言无”--说明“道”的精义。所以王弼认为读书明理应该“忘”--也就是超越语言文字或物象等具体的形?。“忘”不是弃置不顾,而是不执着、不拘泥,直接去把握事物的根源、本体。换言之,王弼将无、有的关系转化为本与末、形上与形下的“体用关系”。他循着这样的思维理路重新注释《周易》、《老子》等书,而对“自然”与“名教”的争议,提供了调和的基础。所以说王弼是正式奠立“魏晋玄学”思想根基的典范,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之一。
        四、主要著作
        王弼的著作主要有《老子道德经注》2卷,《周易注》1卷,《论语释疑》3卷,《王弼集》5卷,《周易大衍论》1卷,《老子指略例》2卷等。现多散佚。
        《周易注》
        《周易注》在玄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把人的“情”、“性”问题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密切相联系,使“崇本息末”而后“举末”这一空洞、抽象的玄学原则因为在人的“情”、“性”关节上找到了支点,从而变得更加切实、更为可信。二是把“崇本息末”然后“举末”这一原则所潜在的生动气韵揭示了出来,使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所包含的刚健有为的一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正是基于<周易注>对“性其情”及刚柔并济、“唯变所适”的特别强调,才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贵无论”玄学的本质。
        《周易注》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否定了汉易象数学派的繁琐形式,扭转了汉易以宇宙论为理论根基的质实心灵,挺显了一个形而上的本体世界;二是“攘老庄虚无之论,专于人事”(晃说之语,见《玉海》卷三五《汉易传》),把儒家所重视的“人事”,亦即政治人伦视为末,把道家所重视的“虚无”之道视作本,从而把自然与名教有机地统一起来,完成了会通儒道的理论任务。关于此,笔者另有专文评论。我们要强调是,王弼在《周易注》所进行的工作是一种创造。这一创造是继承与革新的统一,又是理论与方法的统一。这是易学史上的一场革命,是玄理易对象数易的挑战。
        《老子指略》
        三国时魏人王弼撰。唐朝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已著录此书一卷。《道藏.云发七》亦节录此书,题作“老君指归略例”。此书乃是魏晋玄学名著,以本体论哲学阐述《老子》一书旨要。内称:“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所谓“本”,指世界万物的本体,亦即“道”或“无”。所谓“末”,则指世界万物。万物皆赖本体而存在,乃本体之表象,唯有认识本体,才能不为现象所迷惑。凡治国修身,皆须崇本息末,执一御多;若“舍本而攻末”,则偏其反矣。此书问世,掀起魏晋玄学之风,道家哲学因此而发生重大转折,从汉代黄老学宇宙生成论进至魏晋玄学本体论。
        五、名言名句
        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
        无状无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
        六、王弼玄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王弼哲学对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言意论的影响上。
        言意之辩是中国文论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而且根本上是一个哲学命题。魏晋南北朝之前的言意论有三个代表性观点:儒家经学中心主义的“立言”,道家自然主义的“无言”,《易传》对儒道两家言意观的折衷。《易传》的“言意观”我们前面没有讲述,它正是魏晋玄学开创者之一王弼讨论《易传》“言--象--意”关系时提出自己的言意观的基础。
        关于“言意之辨”,在玄学而言,是玄学对于宇宙存在的本源进行理性思辨的方法,作为玄学的方法论,它代表着秦汉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思辨水平的提高。关于“言意之辨”在魏晋玄学中存在互相对立的见解,这个我们在前面的关于玄学发展演变的阶段中已经进行了梳理。其中,王弼正是继承《周易》之说,力主“言不尽意”,并接过《庄子》“得鱼忘筌”“得意象言”的美学命题,在他的《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了“得意忘象”之说。王弼是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言-象-意”之间的关系的。首先是从“作卦”,即创造的角度论,象生于意,意以象尽,意为象的内涵,象为意的形式或外观;言生于象,象以言著,象为言的对象,言是象的形式。其二是从“解卦”,即接受的角度来看,要寻言以观象,得象忘言;要寻象观意,得意而忘象。也就是说,要得意,需借言与象,但又必须舍言与象,不能拘泥于言与象。
        得象忘言,得意忘象,是解读经典的新方法,也是正始玄学的要义。在文学理论上,此时期受言意之辨影响而探讨为文之用心的是西晋陆机的《文赋》,陆机就提出,“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陶渊明是受言意之辨影响的诗人,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还有《饮酒》诗写道:“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也是与玄学思想相通的。
        七、社会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汉王朝的崩溃,农民大起义的兴起,豪强地主的割据,国家的分裂与民族的矛盾,使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绝对的中央集权式的统治被打破了,因而为之服务的经学也逐步为玄学所取代。思想上儒家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了,道家黄老思想、原始道教思想以及从天竺、西域传来的佛教思想都来与儒家抢地盘,争高低,为专制主义服务的儒家处于危机之中。因而,这一时期成为思想解放的时期,各家各派相互辩论,论学之风很盛,成为继战国百家争鸣之后中国思想史上第二个繁荣时期。
        魏晋玄学的兴起取代了经学的地位,玄学是黄老思想与儒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它摆脱了庸俗的“天人感应论”的影响,着重于抽象的思辨,从自然本体论上升到认识本体论高度。王弼的“以无为本”的哲学理论标志着玄学的开始,反映了自然本体论向认识本体论的过渡。
        在王弼之前,对自然和社会伦理的探讨占有支配地位。道家老庄思想注重对自然本质的认识,老子特别注重对宇宙的起始和本质的考察,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以为宇宙的起始是一种浑沌无形的存在,无形的东西逐步发展为有形的物质,成为天地万物,万物又复归于“道”。庄子从相对主义方面发展了老子的思想,进一步阐明了人与自然、“心”和“道”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物我合一,同时又主张“不以心捐道”,强调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但这种自由又是通过“心”与“道”的合一获得的。
        无论是传统的道家、儒家,还是合道于儒的董仲舒,探讨的都是“现实的存在”,道家是“自然的存在”,儒家是“社会的存在”,董仲舒是“自然社会对应的存在”,都是对现实问题的体验和描述,都未摆脱“自然”的羁绊,都未真正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问题。
        王弼则开始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问题,把自然本体论上升为认识本体论。他的“以无为本”的“无”不同于老子的“无”,老子的“无”表示的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个具体概念,是“自相”;王弼的“无”则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共相”,表示万物的本性,而不是宇宙初始的实体。
        王弼的“贵无”哲学扫除了自然、社会和纲常名教对人的精神的束缚,提高了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人的精神的价值,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它使中国哲学跨入认识论的阶段,以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促进了哲学的发展,使哲学由实用的政治工具向独立的思想体系过渡,使中国哲学的真理性逐步打破了价值性支配地位,为认识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王弼的“贵无论”并不是单纯的本体论,还是人生观和方法论,这就必然会对儒家的名教思想产生冲击。当时“尚无”之风甚盛,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 
    编辑:秋痕

    北朝名儒乐逊
    魏晋的自然思想散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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