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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的自然思想散论(5)

    发布时间: 2018/3/5 11:17:2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人民日报
    文字 〖 〗 )
    张湛认为一个人若是为求留名后代,而不惜为仁义、礼教所束缚的话,都是不达“生生之极”——自然之理。他不耻爱惜名誉拘守礼节之辈之所为,认为即使活得长命,也不过是忧苦终生以至于死,毫无可贵之处。他很为子贡的后人端木叔散尽家财,病不服药而死的行径喝采,认为他不为“名誉所劝,礼法所拘”。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反对握有大权,他说:“尽骄奢之极,恣无厌之性,虽养以四海,未始枥其心,此乃忧苦穷年。”此外,他认为没有人可以拥有任何人,当然更谈不上以权力或组织去宰制人了。理由也是根据自然思想——每个人都是天地之所委形,故非我所有。所以,他主张去私,但他认为只有圣人才可做到此一地步。换句话说,一般人根本做不到。那又将如何呢?张湛似乎也无法解决这种难题,只好着重在君主必须是圣人这一点上。

        张湛此处所显示的反权力说,是否与他的无为政治思想抵触呢?换言之,这种反权力思想是否就是一种反政治思想呢?倘若依循的理路发展下去的话,他是应当反政治的,一如鲍敬言的“无君论”。事实上,他赞成人类社会有上下名分关系,却不赞成在上者拥有强制在下者服从其意志之权力。

        如说他是彻头彻尾反对人类的任何努力及其企图,倒也不尽然。他认为当命运之神有意让人类的社会趋向治世时,人就得听命以致力于补偏救弊之工作。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一向否定的、认为是妨害自然之理的仁义礼法,便成为有利于促成美好时代来临的工具。

        一般认为时代愈是纷乱,即表示人心愈形涣散,不为社会道德所约束,道德水准也就江河日下,因此也愈需提倡道德,以收拾人心。这是将道德之高下与时局之美恶,作为因果关系看待。但是,张湛却不以为然,他反而认定,道德并非万能而是有其限度,其功能之生效仅止于上天注定时代要趋于好转时,换言之,道德之有效运用,端视时运而定。

        在张湛的理论系统里,最令人诧异的是,他既已赞成命定反对人为,但是为何又肯定仁义、礼法为治世所不可或缺之工具呢?其根本原因是,张湛认为仁义礼法运用的成功与否,端视时会之是否密切配合。因此,在张湛思想中,时会是第一义,仁义礼法是第二义。他说:“诗书礼乐,治世之具,圣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时之弊。用失其道,则无益于理也。”这里透露出,诗书礼乐使用于在进入治世之前奏的“一时之弊”的过渡时机里,为救弊必须之手段。达到目的后,手段要不要抛掉呢?要的。张湛说:“治世之术,实须仁义。世既治矣,则所用之术宜废。若会尽事终,执而不舍,则情之者寡,而利之者众,衰薄之始,诚由于此,以一国而观天下,当今而观来世,致弊岂异?唯圆通无阂者,能惟变所适,不滞一方。”然而,仁义礼法(乐)虽是拨乱反正的治世手段,但却不是毫无限度的万灵药,时代太乱的话,也是无能为力的。至此,我们不妨如此说,自然思想最能凸显张湛思想的特质;而命定论则是其自然思想的核心所在,并以之作为消解其理论之矛盾。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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