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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宗周和晚明儒学(一)

    发布时间: 2018/7/6 0:19:42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论文网
    文字 〖 〗 )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别号念台,因讲学于山阴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成进士,以行人司行人累官顺天府尹、工部侍郎。他为人清廉正直,操守甚严,立朝敢于抗疏直言,屡遭贬谪,不改其志。明亡之次年乙酉(1645),清军南下入浙,他在家乡绝食殉节。观其一生,从政时间很短,多半生从事于讲学育人,故其弟子遍天下,而以黄宗羲、陈确、祝渊、张履祥等最为著名。

    学术上,刘宗周“于《五经》、诸子百家无不精究,皆有所论述”,(1)堪称为宋明道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和有明三百年学术之殿军。如何了解、认识其学说思想?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位思想家的哲学都“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事出的孤立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2)刘宗周以“慎独”为宗旨的儒学思想体系(3)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只有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种孤立的个性来研究,而是将其置于思潮史背景下,来釐析其与当时盛行的几种主要儒学思想体系的关系,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悟刘宗周这位晚明儒学宗师的思想特质。

     

    一、刘宗周与心学

     

    明代中叶以来,程朱理学仍占统治地位,但因其日益僵化而遭学者厌弃,故在知识界真正盛行的乃是心学。其时具有影响力的心学思潮,包含着陈(白沙)、湛(若水)之学和阳明学两大体系(4),而刘宗周与之均有密切关联。

    从师承渊源上看,刘宗周之学本出自陈、湛一系。宗周蚤孤,少依外祖章颖家授学。17岁考取秀才,20岁中举人,24岁进士及第。26岁(万历三十一年,1603),经陈植槐介绍见许孚远,遂执北面礼师范事之。许孚远(1535—1604),字孟仲,号敬庵,浙西德清人,嘉靖壬戌(1562)科进士,历官至南京兵部侍郎。其学以“克己为要”,“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5)。著作有《大学古本》、《大学述》、《大学述答问》、《许敬庵稿》、《敬和堂集》等。许氏之学出自唐枢。唐枢,字惟中,号一庵,浙西吴兴人,著作有《礼玄剩语》、《三一测》、《证道篇》、《宋学商求》、《六咨言》、《真心图说》等20余种,多汇入其《木钟台全集》,一庵之学出自甘泉湛若水氏,若水之学出自白沙陈献章氏。这样,就师承关系而言,刘宗周属于与阳明学并行的陈、湛一脉。

    湛甘泉是陈白沙最得意的弟子,也是其亲自选定的“衣钵”继承人。甘泉对白沙十分尊崇,称“白沙先生之学,追濂洛关闽之轨,以入孔孟禹汤文武尧舜之大道”(6),认定白沙是自己的思想先驱。但甘泉并未完全承袭白沙之学,而是有所修正。他不满意白沙“静中坐养出个端倪”,“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7)的主张,提倡“随处体认天理”,认为:“盖道、心、事合一也,随时随事,何莫非心;心定则何动非静,随处体认则端倪随现,何必静养?”(8)这就使其学成为一呼仍留有程朱理学痕迹的、不很彻底的心学体系。故在阳明心学盛行之时,甘泉门下很难保持其心学的个性特色,多“出入王、湛两家之间而别为一义”(9)。如其及站弟子中著述最多的唐枢即折衷师门的“随处体认天理”说与阳明的“致良知”说而发明其“讨真心”之学,细究则实“于王学尤近”(10)。许孚远亦信“良知”、言“慎独”,尝告诫刘宗周:“为学不在虚知,要归实践;因追溯平生酒色财气,分数消长,以自考功力之进退。蕺山得之猛省。”(11)

    陈、湛一系,尤其是许孚远对刘宗周确有深刻影响。他坦言:

    余尝亲受业许师,见师端凝敦大,言动兢兢,俨然儒矩。其密缮身心,纡恶不肯放过,于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尝深夜与门人弟子辈窅然静坐,辄追数平生酒色财气、分数消长以自证,其所学笃实如此。(12)

    可见刘宗周毕生“从严毅清苦之中发为光风霁月”(13)的人格精神是在师门传统影响下形成起来的。此外,许孚远曾面责泰州王(艮)学传人罗汝芳,说其“治学大而无统,博而未纯,久后难有结果”,引起罗氏与他长达数年的激烈论辩(14);又尝撰《九谛》,向以无善无恶为宗的王畿(龙溪)门人周海门发出论难(15)。由此看来,刘宗周后来对王阳明后学批评甚烈,并与周海门、陶石梁等人有所论辩,可谓由来有渐,并非偶然。

    刘宗周同阳明一系虽无师承关系,但阳明心学对他影响很大。他自谓:

    宗周,东越鄙士也,生于越,长于越,知有越人。越人知有道者,无如阳明先生。其所谓良知之说,亦即家传而户诵之,虽宗周不敏,亦窃有闻其概,沾沾自喜也。(16)

    其实,他之所以会接受阳明心学影响,并非只是出于对乡先贤的钦敬,而是另有更深刻的原因。阳明为学,举良知说以正世道人心,这就儒学之全体大用而言,乃是显学术之功于社会层面,以开太平盛世。处晚明腐败政局之下的刘宗周自然对之默然有契。据《年谱》记载,万历四十二年(1614),宗周因不满朝政,请假归籍,阖门读书,“久之,悟天下无心外这理,无心外之学”,遂作《心论》。天启五年(1625)夏,奸党魏忠贤等大兴钩党之狱,缇骑四出削籍遍天下。宗周认为:“天地晦冥,人心来息,吾辈惟有讲学明伦,庶几留民彝于一线乎?”遂会讲于山阴解吟轩,痛言:“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今日理会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不至凶于尔国、害于尔家。”他每会必“令学者收敛身心,使根柢凝定,为人道之基,尝曰:‘此心绝夫凑泊处。从前是过去、向后是未来,逐外是人分、搜里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不容发处,恰是此心真凑泊处。此心理会得分明,则大本达道皆从此出’,于是有慎独之说焉。”六年(1626),宗周读书于韩山草堂,“每日晨取有明诸儒文集、传记考订之,盖有意于道统录也。”七年(1627),《皇明道统录》辑成。正是在著辑此书过程中,宗周“读阳明文集,始信之不疑,为论次曰:‘先生承绝学于辞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静即动,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鹜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17)

    本来,刘宗周并不喜阳明心学,他是由陈、湛一脉启途问学的,全祖望说:“念台之学本于敬庵,敬庵出于一庵,一庵出于甘泉,甘泉出于白沙,白沙出于康斋(吴与弼),其门户盖与阳明殊。”(18)许孚远教宗周为学之亏实与朱熹相近。由上引《年谱》所记可见,刘宗周后业转向阳明心学,乃是基于其痛感时艰的心态。而阳明心学的影响又是其形成、发展起自己学说思想体系的重要原因。不过,宗周并未盲目信从阳明心学。早年一路下来的学脉使他对阳明教法心存怀疑(19),而当时日显的王学末流之弊更激发了他的不满。崇祯五年(1632),他与以禅学解释阳明心学的陶石梁展开论辩(是为“白马岩之辩”),后又寄书陶氏,晓以学术大义,说:“今天下谈新建(阳明)之学者,未有不借路葱岭(即禅宗),即当日一种教法,所谓天泉问答等语,近日亦不复拈起。高明之士谈性宗而忽彝伦,卑暗之士乐猖狂而恶名检”,并希望陶氏“力以师道自任,为世人作津梁。”(20)十一年(1638)冬十月,宗周删定《阳明传信录》成,驳王畿《天泉证道记》中四无之说,以明朱、王学术之同归,谓:“朱子以察识端倪为下手,终归涵养一路,何尝支离?阳明先生宗旨不越良知二字,乃其教人惓惓于去人欲、存天理,以为致良知之实功,何尝杂禅?”(21)十五年(1642),宗周著《原旨》;十六年(1643),又著《证学杂解》、《良知说》等。在这些著作中,他畅发其以“慎独”为宗旨的儒学思想,从中不难看出其与阳明心学的区别。

    编辑:辛向前

    张居正和阳明心学 (七)
    刘宗周和晚明儒学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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