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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儒教中国”的理性反叛(1)

    发布时间: 2018/1/16 0:47:07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文字 〖 〗 )

          儒家思想、儒教教条与儒教中国 


      任何一种思想,一旦国家化、政治化、世俗化——这一过程往往由权力者启动——便成为一个复杂的思想-社会体系。要对这样的体系进行客观的评价,便不能仅从思想本身进行评价,而应同时注意其社会、历史效应。对这样的思想-社会体系进行整理,它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纯理论、被解释的理论、以被解释的理论为价值内核的行为结果。这三个层面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往往同时也存在极大的矛盾冲突。“解释”的力量是强大的,甚至可以说,一种理论被推行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本身如何,而更在于它如何被解释,如何被操作,特别是解释权力掌握在政治权力者手中的时候。两千多年前产生的儒家思想正是这样一种思想,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进行考察的时候,它至少包括了三个层面:儒家原思想,被意识形态化而衍化为仁义道德各种义务信条的儒家教条,教条支配下的儒教社会。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正式从纯理论层面直接切入政治操作层面,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占据了思想中心的地位,并且逐渐被阐释、发挥为可操作性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义务信条,造就了一套世俗化的儒家思维模式和社会习惯。这样,为世俗社会所接受,并构建其内在价值的,就不是原始的儒学精神,而是源于孔孟之道,又由权力者及其帮忙、帮闲、帮凶所解释形成的信条。同时,这些极具可操作性的信条、道德规范又以儒学精神的面貌出现,使儒学与被解释的儒学之间的关系显得扑朔迷离。 


      现代以来,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思想家们在审视传统的过程中对儒家的态度大致有两种价值取向,一是认为儒家是造成中国近代社会贫穷落后的思想根源与罪魁祸首而加以否定,一是认为儒家思想构成中国人思想的价值核心,要救亡最根本就是要挽救这样的价值核心,因此怀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使命感去弘扬儒学。倘若我们从儒家思想-社会体系的三个层面来分析,那么大致可以认为,对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主要乃源于立场角度的不同。大体上,扬儒尊孔的思想家总是立足于第一个层面,即儒家思想本身,强调其对人的情感的适意,发掘其符合人性的永恒价值,我称此为“哲学(道德)的研究法”。而反孔的思想家基本立足于第三个层面即儒教社会,从社会批判进而至于其背后的价值支柱——儒教教条,强调这些教条所体现出来的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冲突。我称此为“历史的研究法”。“五四”启蒙思想家的立场,就是这种常识的、历史的立场,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批判直刺社会的沉疴与积疽,那种被今天的林毓生先生目为“只能产生在中国的怪论”的“全盘西化”口号,才会爆发出那样强大的摧枯拉朽的力量。 


      在陈独秀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盗火英雄普罗米修斯的影子——反叛,对俗世权威、思想权威、社会习惯的奋勇反抗! 常识反孔:从“儒教中国”的现实出发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思想,思想与时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在现代中国,即使到了实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时期,大多数思想家却仍完全漠视社会的巨变,而仍然专注于对传统的“理”、“气”等抽象命题进行发挥。整个清朝士林遭受着历史少见的精神阉杀,但是从考据大师们的身上,竟看不见一丝耻辱的痕迹。如果说传统的思想体系的建立都是从文本到文本的积累,那么“五四”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起点,不再是抽象玄远的命题,而是遭受侵略、压迫的痛苦与耻辱。 


      “五四”语境中的“孔家店”,实质上是整个儒家思想-社会体系,尤其是指儒家的君臣大义、等级观念、男尊女卑等一系列信条。只有我们充分注意并且充分理解这些信条、教条在当时势力的强大及其造成的罪恶,我们才可能正确理解启蒙思想家们对“孔家店”的决绝态度。儒家思想教条化之后受到第一次强烈的冲击是在魏晋时期,魏晋名士称这种教条为“名教”并以儒家真精神去反抗这些虚伪而且造成很多罪恶的教条;而“五四”思想家则称之为“礼教”、“孔家店”,并以西学为参照系与思想资源对它做出猛烈的抨击。“礼教”在政治上的表现,为君臣大义永不可废,尊卑有别用不可改,在社会上的表现,为妇女的三从四德,父子的绝对权威与绝对服从等等。这种“礼教”是第二层面的儒家,其提出经过了董仲舒、叔孙通的发挥,宋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的完善。思想与教条的差别就在于教条具有可操作性。儒家为了使人成为人而提出了一套“仁”、“义”观念,而一旦这些观念被世俗权威接受,被世俗社会确认并加以教条化,使之成为社会唯一的权威的思想,便立即转化成为桎梏人的灵魂,摧残人的个性,禁锢人的自由思想,扼杀人的独立精神,使人不成为人的教条。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中记载,即使到了1918年,中国社会中对妇女的压迫仍然非生人所能忍受。有一个女人死了丈夫,他试用了九种不同的方法自杀,磨难了98天才成功死去。死后她的神主牌被供奉在祠堂上让人膜拜。对一个妇女来说这几乎是最体面的奖励。政府、民间宗法势力都是儒家教条的信徒,对践行这些教条的行为,不管是如何疯狂,如何残忍,如何歇斯底里,都加以引导、鼓励。依照“褒扬条例”,凡妇女至少在30岁到50岁之间不再嫁人或为亡夫或未婚夫而自杀或因遇强暴不从致死或羞忿自尽者,都会受到政府褒奖。⑴在政治上,孔教的罪恶表现得更加明显,尊孔几乎就是复辟的同义词,不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都是在尊孔的名义下进行,都在孔教的“君臣大义”、“忠”的思想中寻到其倒行逆施的行为的理论合法性。在这样的儒教社会,“礼教吃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社会现象的价值内核就是儒教教条。对儒教社会的反抗必然必须包含对其内在价值的反抗。“五四”启蒙思想家反抗的火力,主要集中在丑恶的社会现象与非人的教条,也就是第二、三层面的儒家,而对儒家原思想他们并没有全否定,他们的目的,是反对儒家思想定为一尊,反对其中非人的教条,而争取一种百家争鸣的自由局面。 
    编辑:谭凤仙

    《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二)
    对“儒教中国”的理性反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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