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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儒教中国”的理性反叛(2)

    发布时间: 2018/1/16 0:47:09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文字 〖 〗 )


          陈独秀对“孔教”的批判,正是以“历史的态度”,立足常识与现实,由批判罪恶的社会现象而进于儒教教条。作为一个现代启蒙思想家,由于有了西学资源,他对独裁专制政治的敏感,远远超过了他以前的唐甄、黄宗羲、谭嗣同,因此,对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的统治,对吃人的教条,他更加深恶痛绝,反抗的态度也更加决绝。 反对孔教“定为一尊” 


      陈独秀的反孔,立场与出发点首先是社会批判,其次才是思想批判,也就是说,“打倒孔家店”首先打倒的是独裁专制政治(例如“三害”: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与体现着愚昧、野蛮的社会陋习,由专制政治与社会陋习而指向其价值内核——孔教。
     

      在陈独秀看来,“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⑵而真正的罪恶,是“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所真正反对的,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孔家学说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的政教合一式的专制政治。一旦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相联合甚至相结合,政治权力假思想权威之手推行某种思想,而压制不同的思想,便意味着政治、思想上的绝对统治。强权为了维护自身在理论上的合法性、唯一性,必定把其它一切思想作为异端予以打击,把一切独立的思想家宣布为“国民公敌”送进监狱,送上绞刑架与断头台。惟有如此,方能从思想上把强权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制造出一大批思想奴才。这样的政治体制中的历史,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⑶的循环的历史。作为一个充满浪漫主义气质的卢梭式思想家,陈独秀珍爱自由,反抗思想统治。在他的眼中,自由,应该包括“法律以外的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⑷而孔教恰恰按照政治权威的需要去压制不同的思想,从心灵上桎梏人,摧残人的独立性。“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言作为俗世教条一旦确立,不知使多少人放弃他们的独立性,从思想上自觉戴上这种“礼”的镣铐。正是因为对思想自由的珍视,面对康有为提出的设立孔教为“国教”,袁世凯把孔教写进宪法,陈独秀都以笔为旗,奋起反抗。 


      陈独秀在1917年1月1日写的《答吴又陵(孔教)》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⑸这一句话可视为陈独秀孔教观的基础。任何思想,一旦被奉为一尊,便不可避免的扼杀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而且孔孟学说教条化之后,其根本核心,就是以等级观念为主的“礼”。正如陈独秀所说:“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我国伦理政治之根本。”⑹“孔子之道,以伦理政治忠孝一贯,为其大本,其他则枝叶也。”⑺儒家思想的政治学说并没有从伦理学的母胎中剥离出来,更未曾咬断与伦理学的脐带而成就一个独立的学科。儒家思想把父与子的血缘关系,和臣与君的政治关系完全混为一谈,由伦理上父对子的绝对权威与子对父的绝对服从,推衍到政治上君的绝对权威与臣的绝对服从,为“君臣大义”提供合法性依据,并且其中的情感联系由伦理的“孝”而推衍到政治的“忠”,这样的思想一经政治化世俗化,便成为“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的奴才信条。著名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观察到,“儒学准确无误地和当时所有复辟帝制运动建立了联系。”⑻陈独秀则更直接地说:“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⑼袁世凯称帝,所进行的尊孔祭天一套仪式,完全是古代王朝更替的现代再版。他为了表示他践履帝祚的合法性而苦心经营摆出来的“禅让”姿态,便是源于《书经》中的尧舜传说。他还加封孔子的第76代孙“圣衍公”孔令贻为“郡王”。可以说,正是“儒教中国”的思想土壤与袁世凯有意迎合这种土壤而摆出来的“尊孔”姿态,使独裁专制的帝制在推翻清王朝之后没有被人们真正从思想上抛弃,帝制的思想土壤仍在。如果没有长时间的思想启蒙,不管经济如何发展,独裁帝制的文化合法性依然存在。正因如此,即便袁世凯死后,蔡元培先生还说:“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⑽袁世凯值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袁世凯情结以及渴望袁世凯情结悄然安栖于人们的灵魂深处,只要这样的文化一日不加以梳理,荡旧涤污,袁世凯二世、三世乃至无穷世,便会以不同的面貌继续存在。儒家的民本主义、内圣外王思想,无一不是“君臣大义”的安栖之地,最多就是企求“明君”、“清官”。儒教中国的国民传统心理,始终离不开对“君”、“官”的依恋,对权威的依恋。“五四”时期的所谓“改造国民性”,便包括了改造这种情结,破坏权威。
    编辑:谭凤仙

    对“儒教中国”的理性反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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