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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儒教中国”的理性反叛(3)

    发布时间: 2018/1/16 0:47:1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文字 〖 〗 )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改造国民性”是否可能的问题,并否认其可能性。事实上,改造国民性与思想启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改造国民性”就是把人们头脑中普遍存在的观念、思想,例如经五四启蒙思想家批判过,近年又大肆出现的“皇帝情结”,“清官情结”,加以梳理,并加以理性地分析、判断,使人们对你的分析判断有所触动,从而去重新认识自己,反省自己的思想。一旦有重新认识、反省,就有改造的希望。“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提出对一向以儒家思想为天地第一大义的人们来说有如惊雷乍起,迫使当时有知识的中国人返观自我,即使是笃信儒学的人们,也无法回避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问题。唤起人们的思考能力,这就是启蒙,也是对国民性的改造。 


      陈独秀的反孔,主要在于反传统的专制政治专制文化,也就是在孔家思想专制的社会中争取百家争鸣的局面。而对儒家思想,陈独秀更倾向于把它还原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只有百家争鸣的局面,才会有文化上的自由,人格上的独立,政治上的共和民主。正因为当时的习惯势力过于强大,陈独秀及其他启蒙思想家不得不把传统思想与他们所提倡的西方思想截然对立起来,以“非此即彼”的极端言论去震醒世人。 激愤表面覆盖着的理性:社会惰性的调和论 


      陈独秀乃至五四思想家们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从提出到今天,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诟病。现在的学人特别是海外学人对“五四”的诟病,恐怕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和中国社会的“隔”。
     

      陈独秀们企图以“思想”来改造现实。他的立场是“现实”的儒教中国。但是我发现很多批评者对陈独秀的批评,都无视这一点。中国传统保守势力之强大,令中国“搬动一只桌子也要流血”(鲁迅语),强大的社会的同化力、吸引力使社会裹足不前。开放社会首先是一个多元社会,只有在多元的空间中才有缔造开放社会的可能。而五四启蒙思想家的自觉任务,就是展现现状之外的另一个思想空间,为人们提供另一种思想、生存的可能性。五四思想家何曾不知道全盘西化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一个传统的力量足可以消化、灭杀一切异质的声音的社会,任何貌似公允的语言实质上都是保守的,而且不会被注意。充分估计传统思想力量的强大之后,要启蒙,就只能先震动人们的精神,才能引起人们的思考。陈独秀把孔教与中国专制政治,西方思想与西方民主政治截然对立起来:“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两存的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⑾他甚至认为在行动上“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⑿这种极端化、绝对化的言辞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引起读者的震动与警醒,以此向正以孔子为大圣人,绝对权威,以君主的独裁统治为天经地义的人们提供“欧化”这一全新的可能性。这种“任取其一”的绝对化两分法,对一个信仰孔教而且喜欢复辟,堕入奴隶与“奴隶的奴隶”的循环而不自知的社会提供了社会发展方向的另一种可能性,这是社会从封闭、僵死迈向开放、多元的可贵一步。言辞的极端化对当时来说,与其说是在论证一种思想,不如说是在表现一种精神,一种勇于摧毁权威、重估固有一切价值的精神。
     

      五四思想家的立场是立足现实,再追寻思想根源,在对待思想问题上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林毓生先生所说的“意缔牢结”(ideological)的立场,整体性地反传统。他们把传统视为一个整体加以反对。这事实上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而不是思想的需要。这种极端的言论,是“理性下的极端”,就是注重社会实效的极端。无论陈独秀,还是鲁迅、胡适,都表达过一种“思想与社会惰性的调和”的希望。陈独秀在《旧道德与调和论》中说:“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只不过二元五角;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⒀陈独秀以买卖货物为喻,鲁迅则以开窗为喻:“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间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⒁这真是深知国民性之言。胡适则是用“文化调和论”:“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其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⒂这种“拼命走极端”的态度,是充分而正确地估计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惰性,保守力量的强大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 


        一个社会,一种文化,天生是保守的。因此,它需要不断有批评的声音,才能不断进步。中国传统的儒教社会是漩涡式的,它能把一切东西吸收进去并将之同化,而整个思想-社会体系不见进步。而一个健康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文化必须是波浪式的,永远多元互相推动前进。要改造一种漩涡式的文化使它变成波浪式的文化,便必须提供一种不被卷入这个漩涡中的声音与思想。 


      历史到了千年之交,中国大地上再次涌起了一股“皇帝热”,“清官热”。打开电视机,康熙、乾隆、雍正,一个个在历史上满手血腥的皇帝变得笑容可掬,德比尧舜。满目清皇帝,盈耳仁孝忠。新儒家纷纷强调儒家思想与科学民主的相容性,例如林毓生先生就认为“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之间的新整合有相当可行的可能”,甚至认为“似乎仅有这样的整合,自由个人主义始能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里生根”。⒃这里谈的都是儒家“思想”层面的东西,但是第二层面的儒教教条,仍然没有被五四思想家摧毁,在社会现实中仍然根深蒂固,不断言说常识,批判这些已经被批判过的教条,仍然是今天知识分子的任务之一。从七十年代的顾准,到今天的李慎之老先生,都在发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呐喊。五四的事业还没有被好好继承,“孔家店”还盘踞在国民的思想意识深处,今天的知识分子任重而道远。 
    编辑:谭凤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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