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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朝玄音远,谁似解人归(4)

    发布时间: 2012/8/30 9:22:01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儒家中国网
    文字 〖 〗 )
    山东大学主办的《文史哲》杂志在1985年的第三期、第四期上连续以比较大篇幅刊载了张岱年、王明、辛冠洁、余敦康等专家教授关于魏晋玄学诸问题的笔谈。基本评价方面,王明、张岱年仍持否定态度。张氏认为玄学理论思维水平是发展了,但方向却是错误的,在社会政治方面作用消极。王明更说,由汉代宇宙论以元气为本原的唯物主义到玄学以先天原则为依据的唯心主义,是一种倒退。稍年轻一辈的辛冠澍、余敦康、陈战国等则倾向于肯定。陈旧中国指出玄学在学术上、政治上都是非常正统派,玄学并不是官方哲学。余敦康则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段仍处上升阶段,封建生产关系对历史仍起推动作用”。观点虽有新意,论据却仍是传统那套意识形态话语。但变化毕竟已经开始。
     
    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很快确立了民众对传统的否定性心理定势。共产党人是以未来的共产主义为最高价值取向的,要与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决裂,而相信自己是历史发展进程的承担者和代表者。所以,1949年以后,反传统的心理定势进一步被强化。十年动乱过去,幼稚的学术界从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简单前提出发,掀起了批判传统的新浪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李泽厚先生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史论》[25],从所谓文化的积淀说出来,肯定作为我们文化心理结构之构成因素的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大大缓解了这股反传统潮流的势头,并让人从传统文化中获得了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精神。
     
    他对玄学的肯定在肯定的内容及言说的方式上都与从汤用彤到郏迁础、陈战国诸人大不一样。他认为,“玄学的关键不在探索宇宙的本源秩序、自然的客观规则,而在于如何从变动纷乱的人世、自然中去抓住根本和要害,树立一个最高统治者的‘本体‘形象”;“人的自觉是魏晋思想的独特精神,而对人格作本体建构,正是玄学的主要成就”[26]。一切解放都不过是把属于人的东西归还于人,玄学正是“要求摆脱外在的标准、规范和束缚,以获取把握所谓真正的自我”[27],因此,它应予肯定。这种言说方式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文化学的研究视角,文化的产物必定是具有价值的,必须从价值的观点去考察。那些蕴含在具体思想形式中的普遍价值,是我们与古人进行意义对话的基础,只有通过这种对话,哲学史的进步为补偿。经历了整整十年封冻而步履蹒跚的学术界是不是也该开始走向自己的春天?
     
    虽然李著的推出意味着研究范式的某种改变,但其赖以显意的具体文章却不免有些空疏。就玄学部分来说,“玄学即庄学”在学理上能否成立?抬高嵇康、阮籍在玄学中的规章制度否妥当?甚至玄学的独特精神是否即是“人的自觉”等等,均大可商榷。特别是他的兴趣似乎只在拓荒,精耕细作非其所长,亦非其所好。我们无法要求他在玄学的园地里留住其匆忙的脚步。
     
    尽管大学都多少意识取了李著所带来的冲击,但玄学专家们仍在正襟危坐在讨论如何对玄学的有无、本末、体用、动静诸范畴进行编排组合[28]。甚至冯友兰老先生也出来反撰文,从其早年的新实在论立场说有、无就是西方中世纪所谓之殊相与共相,即特殊与一般。陈来则认为用黑格尔的“规定了的有”、“规定了的无”和“纯无”诸概念来诠释更妥贴[29]。
     
    1987年出版的《正始玄学》[30]倒是典型的传统考据学研究。作者考出玄学是侯玄、何晏等正始改制的理论。玄学生产的直接契机也许如此,但如果以此范围风行二百年,至今影响犹存的玄学整体,则实在只足以暴露考据方法研究思想史的固陋。
     
    两年后,许抗生、陈战国、那薇、李中华联袂推出了《魏晋玄学史》[31]。虽然是作为中国文化书刊院文库之一种,作为汤一介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化思想史》丛书之一分册,这本大概绝无仅有的玄学专门史却没有太多的文化意识,这就像前此诸研究成果的汇编或撷英。不过,在对玄学的基本理解上,该书没有沿用汤一介关于玄学与世务无涉而只追究本体根据的观点,而以之为探讨“宇宙本性与人的本性问题的天人之学”。这当然是一种进步。
     
    1991年出版的玄学专著有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32]和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33]。《中国文化的清流》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他在导言部分批评了以往思想史的写法,“一面是单纯的经济政治关系史,另一方面则是独立发展的哲学范畴史”。他还指出:“运用西方哲学某个朝代的某些范畴对中国古代哲学家机械套用,更难得其真谛”。这本是理直气壮振聋发聩的宣言,但从其行文看却似是为作者自己那并不大胆的探索嗫嚅辩护。也许由于作者攻读的是史学学位,该论文虽对玄学中诸多具体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整体上似乎并没有说清楚玄学作为文化清流究竟“清”在何处。
     
    余敦康在《自序》中谦虚地表示自己的研究不过是把汤用彤的看法向社会政治领域延伸,以证明玄学本质上是以本体论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内圣外王之道,凝结了当时人们的哲学追求和价值理想。余先生功力深厚,同时对现实敏感,尤其对传统文化的命运和民族的发展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正因此,玄学在这部《何晏王弼玄学新探》之中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意义世界。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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