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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立宪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潮(8)

    发布时间: 2016/8/4 12:04:3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思问网
    文字 〖 〗 )
    六 只有保守渐进才能使中国立宪取得成功
         
        于式枚从普鲁士与日本立宪的成功经验来说明,只有采取“保守渐进为主”,才能取得成功。他指出,“查日本维新之初,最先整理行政与司法制度,其次整理地方行政制度,后八年乃设元老院及大审院。后十四年乃发布开设国会之敕谕。……越二十年而后颂行宪法。盖准备如此其精详,而宪行如此其迟迥。  
        
        他认为“以为立宪即可实行,并不审东洋之近事,冥行燥进,尤有害于治安”
         
        他批评立宪激进派对西方立宪的由来与实际不求甚解,“今之言事者,醉心西法,但知立宪为美名,以为惠而不费,又不劳而永逸者也,言之易而行之实难。此于西事或未深求,于近事固应目睹矣。”
         
        然而,于氏并不反对中国在适当的条件下实行立宪政治。他对立宪的基本方针可以概括为“朝廷有一定之指归,齐万众之心志,”一方面,朝廷“固不可因群言淆乱遂有急就之思。亦不可因民气喧嚣,致有疑阻之意。但当预为筹备,循序渐进。他认为,设京师议院,举办地方自治,广兴教育和储备人才均是实行立宪的先决条件,为了使立宪得以取得实效,“凡与宪政相辅而行者,均当先事绸缪而不容迟缓也。”,他认为,良好的做法一方面将“不使泥于守旧者有变夏之疑,”另一方面,又不会使急于趋新者有蔑古之虑”(27)
        
        立宪缓行派的基本思想:开明专制主义
        
        大体上,我们可以根据前文对立宪立宪保守派思想的综述,把他们的基本思想概括如下。
        
        首先,他们是从中国实行新政的历史条件与西方不同,来认定中国当前不宜采用立宪政体。
         
        关于这一点,他们提出两点理由。第一,他们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千孔百疮的国家,需要的是用一种振作的君权来应对官僚体制的窳败、国防的脆弱和民间的困顿。这就决定了中国首先需要的是开明专制,而不是“华而不实”的仿效西方的立宪。西洋的民主立宪,适合于西洋专制过甚的病症。中国面对的实际问题却是运用君主的权威来解决国家危机。中国面对的问题与西方当年实行立宪时所面临的问题根本上的不同的。第二,他们从中国国民的智识准备条件来说明,当下中国实行立宪尚非其时。中国只有在未来时机成熟时才可能走立宪的道路。
        
        其次,他们是从立宪对于中国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来认定立宪应该缓行。他们的理由是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交织的危机时期,由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的局势会使社会在如何解决危机的问题上,出现越来越尖锐的分歧、矛盾与冲突,立宪将反而使各种水火不相容的政治分歧表面化,立宪不但不能使民众团结在君主与国家之下,反而会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而政府与国家的权威将因立宪条件下的民众的干预而失落。中国则可能在没有权威驾驭的情况下变得群龙无首。
         
        第二,他们认为,长期伏于专制政体之下的知识分子与民众,在政治阅历、知识文化修养与训练方面,无法承负立宪国家的重任,必然导致“偾蹶败事”的危险后果。而立宪体制的超前建立,可能在使中国民众与知识分子在善用这一体制之前,就会未其利而先见其害。
         
        他们认为,立宪派为仿效日本而立宪,往往出于对日本政体的实质的根本误解。他们比立宪派更清楚地认识到一个颇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日本立宪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特殊的开明专制,而决非真正意义上的立宪政治。
         
        他们认为,中国立宪既使将来实行立宪,一方面必须与本国的风俗政教相结合,而不是抛弃这些传统,另一方面,必须采取长期缓进的方式。他们提出的理由是:
         
        第一,在阐述中国立宪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他们认为,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教政习俗,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简单地漫不经心地仿效一二种西方制度,将会导致新旧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契合困难。他们反对完全抛弃已有的旧法,而主张在旧法与新法之间寻找结合点,并认为这种本国的风俗不但是一个国家立宪成功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进化之基础。不过,他们往往过于牵强附会地把国粹与西方宪政混为一谈。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文化守旧派在观念上往往有共通之处,其结果也削弱了他们思想的影响力。
         
        第二,立宪成功必须籍助于社会内部是否存在一种支持宪政制度的“社会原动力”。他们注意到西方立宪政治是西方文化中的“原动力”长期发展的产物。由于中国缺乏这种“原动力”,仿效立宪,乃是“倒果为因”,而要使中国形成立宪的原动力,就必须进行长期的准备。例如,发展教育与开展地方自治,使立宪具有社会基础,则是十分必要的条件准备。基于对立宪条件成长的渐进性与长期性的认识,他们认为,立宪只能通过渐进保守的方式才能在中国取得成功。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立宪缓行派已经认识到立宪派思维方式上的“制度决定论”问题。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内生条件的长期准备,是中国实行立宪制度的必要前提。新政现阶段所应采取的政治模式,应该是一种开明的专制主义政体。即通过一种有改革方向的专制政体,来进行一系列的启蒙,包括地方自治、兴办现代教育,并发展实业。
         
        立宪缓行派的保守思想与政治主张,与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启蒙绝对主义”,或“启蒙专制主义”十分近似。这里指的启蒙专制主义,是日本实行立宪之前的一个先行阶段。启蒙专制主义是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在《日本政治史》中用来表述明治维新初期的政治体制时所使用的概念。它曾出现于普鲁士、俄罗斯等东欧后进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即通过开明的专制君主自上而下地对社会各阶层进行现代性的启蒙,在保障经济上的自由的同时,根绝政治上的自由,主张高度的中央集权化,回避市民革命,并在旧体制范围内,逐步走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
         
        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俄国的彼得大帝,均可视为这种主义的现代化模式的代表人物。这种主张并不排斥在他们认为条件成熟时实行宪政。
         
        日本政治思想家加藤弘之,在1870年所著的《真政大意》中明确地表达了日本式的启蒙专制主义思想,他一方面认为,立宪政体是理想的国家统治方式,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开化文明还不发达的国家,要求一举实行立宪政体,乃是危机的书生之见。他主张,在这种国家,宜先采取专制政体,臣民之权利亦自须限制。这是因为,“若骤变政体,赐臣民以十分自由之权利,反将大害于治安,故决不做此迂阔之事。唯以逐渐启迪人民知识,渐变政体宪法为其方策。”(28)人们可以发现,立宪缓行派的思想与这位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家的看法相当接近。
         
        历史后来表明,立宪缓行派并不能在社会上取得支持,他们在立宪思潮日益强大的情况下日益走向边缘化,并成为社会上的孤立者,此后再也没有力量在社会上进一步发挥其影响。正如清末新政的历史所显示的,激进的立宪派在制度决定论的逻辑的支配下,三次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向当政者的冲击,并产生越来越大的主动性。行动而不是论辩决定了历史的实际结果。
        
        结论
         
        从理论上看,立宪缓行派提出的论据无疑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他们意识到,西方宪政制度在是西方特殊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下自然发展起来的产物,用他们的话来说,西方宪政的建立,实际上只不过是“数十年所造之因,结其果而己。”清末中国无论从当时政治窳败、民智的幼稚,教育的落后、经济发展的条件,均与立宪各国的程度相距甚远。他们也注意到,单纯从西方宪政制度在西方显示出来的效能这一点,来决定中国要采取宪政,而不注意到推行宪政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实际上是缘木求鱼。他们同时还指出,日本的立宪,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意义上的分权为基础的宪政,而是以“立宪”为政治象征外壳的开明专制政治,他们认为,立宪派错误地从日本“集权化”的“立宪”的假象中,得出要在中国实行西方分权式立宪的必要性的结论,实际上是南辕北辙。此外,他们还充分注意到后发展国家为了应对危机与现代化经济发展,中央权力的集中,要比简单地分权更为重要。在他们看来,在当时的情况下推行开明专制,对于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更为合符实际。中国应该采取开明专制来实现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最需要的政治整合,等等。
         
        另一方面,人们也同样发现,立宪缓行派主张的“开明专制主义”在当时中国已经对广大的政治精英与士绅知识精英失去吸引力。实际上,庚子事变以后,清政权已经进入深重的权威危机阶段,这个政权已经失去转向开明专制的适宜时机。同时,民族危机的克服,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立宪的政治动员,在振作精神方面却起到其他政治选择难以取代的作用。这就使当时多数士绅官僚倾向于求助于源自西方先进国家的立宪政治而不是立宪缓行派主张的开明专制。
         
        然而,立宪所需要的条件在中国是如此缺乏,从而使这种人们以为可以动员社会大众来克服危机的功能,却由于立宪的负效应而抵消。事实上,筹备立宪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政治参与引发的爆炸效应,如洪水般无法阻挡。
         
        清末现代化过程就面临着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清末新政的立宪之争体现的就是这种深刻的两难矛盾。这种两难困境导致清末现代化处于进退失据的两难困境:要通过集权的开明专制来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政治整合,则清政权已经陷入合法性危机;要通过加快立宪来扩大政治参与,则由于立宪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缺乏,而导致政治整合的严重困难。这种两难矛盾是清末新政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尽管如此,本文所考察的立宪缓行派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采取立宪政治所需要的条件的思考,对于制度决定论思潮的朴素认识,对于中西文化的差异的强调,恰恰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所忽视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世中国人在采取源于西方的宪政制度作为新的政治选择基础时,他们的思想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历史思想资源,对人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补充:一九零六年是中国进入译语世界的开始。这一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立宪是政治译语对现实产生影响的开始。由于对某一西方译语的误读,并以此误读改造中国现实,导致的结果又用新的译语进一步误读,产生更严重的困境。立宪在西方的原意是限止政府权力,但到了中国则变为君民团结上下一心的工具。然后以此来重构中国政治。于是一步一步走向崩溃。
        
        在中国社会内部已经有了朴素的反译语观点。保守派提供了这样的最初的表现。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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