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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道寒士沈垚的"经世"理想和困境(1)

    发布时间: 2016/11/25 0:29:3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光明日报
    文字 〖 〗 )

    沈垚撰《落帆楼文集》

     
        经世致用是儒家文化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古代士人多怀经世之志。他们或专心著述,以学经世;或仕进有成,以政绩经世。然而经世之途绝非一帆风顺,不少士人尤其是下层士人历经坎坷,清代嘉道年间学人沈垚就是其中之一。 

        沈垚(1798—1840年)字敦三,号子敦,浙江乌程(今吴兴)人。

        精于史地之学,于西北及蒙元史研究多有贡献,其遗著后经吴兴刘氏嘉业堂汇集为《落帆楼文集》。沈垚早年治学“究名物而弃微言”,后受张履影响转而为致用之学。他认为,“古人绝大事业皆豫定于未仕之先”,故欲为经世之学,在未仕之前当贯穿经史,“晓古今典章之见”和“治乱得失之故”,并结合“当世之务”,详考史地,一旦仕进从政,即当用“生平之学”兴利祛弊,“有实政及民”(《与张渊甫》)。然而,沈垚出身寒门,“室粮时乏”(《与许海樵》),生活至苦,这就使其经世理想在实践中陷入重重困境。 

        一、以“学术”经世为志向,困于生计却不得不耗费精力于考索之“技”。在沈垚的思想中,有所谓“学”与“技”之分:“诸故人所讲求者,学也;都下所重者,技也。”他认为:“夫小学特治经之门户,非即所以为学;金石特证史之一端,非即所以治史,精此二艺,本非古之所谓通儒。”由此可见,在他看来,治经、治史方是“学”,至于考证、金石等方法则只是“技”或“艺”而已(《与张渊甫》)。沈垚自言“实不愿以考证见”,但困居京师数年,却不得不“籍考证以自给”(《与吴半峰》)。造成沈垚在“学”与“艺”这种理想与现实中挣扎的直接原因就是其所面临的困顿的生活处境。 

        沈垚一生“为贫纠缚”,“常怀饿死之忧”(《与张渊甫》)。京城是“种种用财之区”,买治学所必备的乾隆《一统志》等著作、周恤友人盛朝勋和纪庆曾的遗孤、刻印恩师施国祁遗著《金源札记》等,处处要钱。而沈垚馆谷渐少、时有断绝,只得“以所入之数酌量所用”(《与许海樵》)。老亲无以养,危急时赊借无门,求五斗米而不得,甚至日仅两餐,“长饥腹痛”。 

        面对如此境遇,沈垚哀叹“若不出游,则衣食无籍;若仍出游,则故业益荒”(《与纪石斋》)。但为了生计,他不得不“藉考证糊口”,被迫代人从事考索之技,聊以度日。雇于人,在学术上的发挥余地自然也就相应要小。在与许海樵的书信中,沈垚感慨“受羁绁而不得自由,罢精竭神,奉技以就犬马之食,身世如斯,良可哀也”(《与许海樵》)。在“寄豢于达人,弊心力于故纸”的境况之下,沈垚深感“欲思索明理,考论文章,苦不得暇,可叹也”(《与张渊甫》)。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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