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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视域下安顿心灵的方法及其意义(1)

    发布时间: 2017/3/9 0:55:39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心灵安顿在中国哲学的整个体系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其突出体现了华夏民族的实用理性精神。从中国哲学的源头《周易》到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先秦儒道两家学说,既有深湛精微的哲思,同样也有许多贴近百姓日用的具体方法。而在众多贴近百姓日用的具体方法中,以心灵安顿最为重要。如蒙培元先生说:“中国哲学也讲宇宙论本体论,但不是构造世界的图画或原型,而是解决人的生命的‘安顿’问题,也就是情感的归属问题。”①这里的生命安顿显然指的是心灵安顿,而且具体为“情感的归属问题”。我以为这是很有道理的。尽管情感不能完全概括心灵,但情感的确在心灵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古以来,中国哲学一贯强调心灵安顿在整个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强调心安则身安,心安则家安,心安则国安,心安则天下安。中国哲学在论述心灵安顿问题之时,主要也是就如何解决心灵受到困扰时的情感问题,提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些方法不仅在我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深远影响,而且在现当代国外学术界也带来了相当大的思想冲击,诸如西方心理学界颇有声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派,其主要的理论支撑就是中国哲学的心性学说。同时,心灵安顿也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目前广大群众对“和谐社会,从心开始”这一命题产生了普遍的共识,由此可见对心灵安顿问题做出深入探讨,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下面,我们就对中国哲学关于心灵安顿的方法及其影响,做一简要论述,不当之处,敬希指正。 
      一、中国哲学关于心灵困扰的论述 
      先贤之所以要提出心灵安顿的问题,就是因为人类的心灵时时刻刻都会受到种种困扰,处于不能够安顿的境遇。尽管中国古代哲学产生的时代离我们已经相当遥远,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同时代的人们所遇到的心灵困扰的诸种因素,应该说还是大致相同的,所以我们和古人在关乎心理方面的许多问题都是可以相喻相通的。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前,人的心灵得不到安顿,七情六欲难以调适,诸如抑郁、焦虑、多疑、烦躁、嫉妒、恐慌、感伤、颓废、自私、退缩、悲观等等心理疾患、人格缺陷和后天的习得性不良行为,在那时已经存在,并受到古代哲人的高度关注、悉心揣摩、深入探究。《庄子·人间世》说:“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则不救。”②成玄英疏曰:“夫灵通之道,唯在纯粹。必其喧杂则事续繁多,事多则中心扰乱,心中扰乱则忧病斯起。药病既乖,彼此俱困。”③就是说当心灵受到种种困扰时,原本纯粹无杂、平静如水的心境受到严重的扰乱,于是“忧病斯起”,人立刻陷入困顿,无以自拔。关于“扰则忧,忧则不救”中的“忧”,其实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与之相关的字,于省吾先生所著《甲骨文字释林》就记载有古“恙”字,他认为其意为“忧”:“按其字从羊从心,即恙字。《说文》:‘恙,忧也,从心羊声。”段注:‘古相问曰不恙、曰无恙,皆谓无忧也。’《楚辞·九辩》的‘还及君之无恙’,王延寿《梦赋》的‘转祸为福,永无恙兮’,无恙均谓无忧,乃古人常语。”④周代金文中则无恙字。但在《易经·丰卦》的卦辞中却已直接出现了“忧”字,语曰:“勿忧”,即强调不要烦忧。这种警示的语气,已经令人悚然惊觉。至《易传·说卦》则将“忧”称之为“心病”。秦汉时期出现的医著《黄帝内经素问》中指出:“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夫四时之从”,“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⑤我们知道,老庄道家思想和孔孟儒家思想一样也是从《易经》到《易传》之间的一座桥梁,其又对《黄帝内经》等医学著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目前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由于古代社会战乱频仍,环境险恶,人群中自然就会产生大量的心理疾患。古人虽然都用一个“忧”字来代表内心世界的痛苦,实际上是一种总的概括性的描述方式。由于心理疾病的致病原因十分复杂,一言难尽,因此才选用一个最常见的、最容易理解的“忧”字以显示心理疾患的基本特征。心病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扰则忧,忧则不救”,“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显示了情感的失重和偏斜,会给人生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直至丧失人最宝贵的生命。 
      在先秦诸子中,道家学派的老庄诸人在他们各自生活的年代,都在探索人为什么会陷入各种各样的心灵困顿,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作为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庄并非如后世某些神仙家所言具有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他们却是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自然界的阴阳开阖、风云变幻,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悉收眼底,了然胸中。老庄从内外两个方面探索人们陷入心灵困顿的原因。 
      首先,从外在因素来说,这是与一些人群(主要指的是王公贵族)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态度有关。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⑥这是对耽于声色犬马的王公贵族群体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沉溺于奇异的色彩、疯狂的音响、美味的食物,追逐各种各样的猎物,会使人目盲、耳聋、口伤和心发狂,甚至会引起偷和抢等等犯罪的行径。与其如此,还不如只求肚子吃饱,而不要眼花缭乱,目迷五色,以至于破坏了自己良好的心态。作为周之守藏使,老子显然对王公贵族的奢侈生活非常了解,所以他常常对这些人发出警告。如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⑦整天想着如何占据要津,持盈揣锐,然而这是做不到的。金玉堆满堂,谁能长收藏。富贵又骄纵,自己遭祸殃。功成早脱身,天“道”方恒常。这正是戳到了王公贵族的软肋。只有他们才会处处时时要求自己威风凛凛,居于发号施令的地位,甚至还希望自己的子子孙孙千秋万代都能享受荣华富贵。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满堂金玉终会散尽;富贵骄纵自取灭亡。功成身退,虽说是人间正道,但有谁能做得到呢?等到真想退时,恐怕就难以抽身了。历史和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那些王公贵族执迷不悟,只有老子旁观者清,方能秉笔直书于自己的《道德经》中。司马迁深知其意,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⑧老子本人则过着恬淡无欲、甘于寂寞的朴素生活。他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⑨这里的“众人”应该还是指的王公贵族们,只有他们才能疯疯癫癫,醉生梦死,大喜若狂,整天像参加帝王祭祀社稷时举办的隆重宴会,整天像在春日登台远眺那样春风得意,志得意满。独有老子本人,面对着这些如痴如醉的人群,淡淡泊泊,无动于衷,就像还不会发出笑声的婴儿。众人是那样富足,而“我”却处处缺少生活中的必用品。“我”好像一个愚笨的人,混混沌沌,没有心机。别人都那样精明,“我”却这样糊涂。别人都那样老到,“我”却一点也不开窍。众人都有一套本领,唯独“我”又笨又无能。老子善于“正言若反”,他故意说了许多贬低自己的话,其实却是从心底里鄙视这些王公贵族放荡不羁的奢侈生活。正因为他坚守淡泊素朴的生活方式,才使自己的内心世界像辽阔无边的大海,横无际涯;像无止无尽的长风,浩浩荡荡,无所窒碍,无所壅堵。老子酷爱大自然,所以用大海与长风来形容自己内心之中无所烦闷,无所苦恼,如光风霁月、朗朗乾坤。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得到了“道”,亦即悟得了人生的真谛,就是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也只有平平淡淡、简单朴素才是找到了生活的根本目标。庄子在生活态度上与老子十分相似,他不愿意飞黄腾达,只希望和光同尘,默默无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道:“楚庄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牲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于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⑩高官厚禄在庄子眼里变成了羁绊人自由的桎梏和枷锁,得到了便会失去了本真的自我,失去了人生的快乐。在《庄子·秋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成玄英疏曰:“庄子保高尚之遐志,贵山海之逸心,类泽雉之养性,同泥龟之曳尾,是以令使命之速往,庶全我之无为也。”保持自己纯粹洁净的本性,实现自己自然无为的志向,就要像曳尾于稀泥中的活龟,而不做被人刳之而卜的所谓“神龟”(实际是死龟)。这和前面所引之语意思大致相同,表现出庄子向往要达到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他不可能不受到种种骚扰和困烦,但他尽可能摆脱这些人世间的羁绊。在《庄子》一书中,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再赘引。我们说,战国时期,诸侯纷争、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庄子处于这种险恶的境遇中,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之路,对于他来说是安身立命的最佳选择。现在学术界有论者斥责老子、庄子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隐逸之士,其实这是对道家双峰的误读误判,没有做出一点点同情的理解,仅仅是一种皮相的肤浅认识。应该说,只要一个人生活在人世间就不可能做到完全出世,之所以老庄强调要远离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就是因为他们入世很深,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看得十分透彻。而且,他们又具有极高的智慧,所以才认为要想很好地安顿心灵就必须有一个适宜的外部环境。这就是老庄坚持过一种恬淡无欲、甘于寂寞的朴素生活的真正原因。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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