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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知识分子在"道""势"之间的选择(2)

    发布时间: 2017/5/23 0:01:0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香港文汇报
    文字 〖 〗 )
    由此导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人格,而绝少有特立独行之士。即便为人们所称道的人格榜样屈原、陶渊明又如何呢?其独立人格也只是相对于帝王奴仆而言的,但在其内心,个人本体从来不是第一位,甚至根本没有出现这种意识。他们的人格表现在为了表示自己对“君主─势─道”系统的忠诚而不屑与小人为伍而已。其人格依然是依附于“势”的依附性人格。所以,屈原也好,陶潜也罢,其思想的批判深度均停留在“问小人”层面,从来没有上升到“问君”的高度。所谓“天下有道则轴之,无道则隐之”,可以概括一二。 

        而在西方,“道”与“势”是相对独立、并立的,这和古希腊理性文明的真善美至上精神有关,也和对上帝的执信仰有关,是双权并立的产物。因此,赫拉克利特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不可能放弃我对因果律的研究,去当波斯国王。”;诸多的哲人同时又是神学家,如培根,即忠实地信仰上帝,又执于研究数学、哲学。其共同特征都是:超越王权。这与中国人那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舍道从势”的世俗功利性态度截然不同。在这样的环境下,在西方则多有大量的为知识为真理而献身的独立性人格知识分子。他们能够为知识而探索知识,而不陷于狭隘的外在功利,尤其是政治实用功利。殊不知,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个群体,有他们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充分的哲学思想作为积淀,英国和法国的革命才能取得如此的成功;民主、自由、平权、法治、个性主义等超越王权的思想才能传播得如此深广,深入人心;文化“现代性”的转化才能如此的顺利。 

        由此反观中国现代的五四运动,不能说它没有思想的力量。但何以戛然中断呢?人们习惯的看法是历史形势使然。缺乏反省历史的态度,缺乏正视现实的精神,以及阿Q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滑头让我们满足于这种遮羞布式的解释。我们敢说,这种解释体现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吗?体现了真正的“道”的尊严吗?若真有,那么我想,在独立的知识分子群的压力下,巴金先生设想的“文革纪念馆”早就建立起来了。然而事实是纪念馆依然没有建立,各种功利性的追求使人们健忘的能力反而加强了。根本的原因就是,“道从于势”的依附性人格潜在地控制知识分子的行为,它使知识分子没有一种真正独立的学理精神,而更多的表现出具有浓重实用理性色彩的功名意识。它教会了人们如何骑墙,如何变脸,如何逃避,如何讨伐,如何攻击,如何奉承,如何撒谎,却惟独没有教会人们如何坚守、如何执着、如何超越、如何独立。 

        因此,五四运动所开创的人文传统的一再断裂也就难以避免了。这种断裂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虽然从表面上看,新的社会已经建立,但这并不意味现代性的中国和现代性的人与文化已经建立。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政治的大狂欢”形式,以“追求现代性”这样一副冠冕堂皇的虚假面目,上演了一幕幕传统糟粕大张旗鼓回归的滑稽剧。它宣告了“道”在“势”面前的彻底失败,现代性独立人格被压抑到极点,现代性文化彻底中断。表面的政治胜利以深层的文化思想的惨败为代价,这是任何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思索的问题。唯有反省,才能踏出前进的第一步。邬春立
    编辑:秋痕

    中西知识分子在"道""势"之间的选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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