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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与价值追求

    发布时间: 2018/5/26 0:38:5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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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人们的哲学致思路向由抽象的观念辨析转到对现实生活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建设方面来,政治哲学在当代社会重新兴起,“以致政治哲学在今天变得如此重要,几乎成为哲学中的显学”。马克思作为哲学史上重要人物,其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致思起点、核心及价值追求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致思起点。马克思对于现代市民社会的论述是围绕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展开的。与古希腊时代相比,现代市民社会已经与政治国家分离开来,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两者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关系。黑格尔以理念论解释一切,在他那里,国家是其伦理观念发展的最高形态,而市民社会只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市民社会依附于国家,并且随着国家发展到理想形态而消亡。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将“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思辩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作主体,而把真正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因为从现实的政治构架和政治形态发展的角度来讲,政治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家庭和承载现实政治生活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如果不以之作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基于此,马克思从实践的社会历史性方面立论,认为要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质必须进入到现实发展着的、具体可感的市民社会之中。
      现代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即“资本统治”——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立足于社会实践,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的概念放置于三个层面。首先,资产阶级革命把市民从封建的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造成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分。市民成为原子式的自由个体,私利性是此阶段市民社会成员的根本属性,他们在个体利益的基础上组成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其次,受现实生产力的制约,原子式的个人在追逐私利的过程中必须相互协作才能实现自身的目的,他们在劳动的过程中逐渐结成基于一定生产力水平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在这个阶段,“社会关系”将国家与市民社会重新建立起了有机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已经非“依附式”的,而是转化为基于社会分工的“协作式”的。最后,建基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市民社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代名词,最终转化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市民社会,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统治者整个社会的运作。因此,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审视和超越都是建基于“资本统治”的分析之上的。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路来看,剖析和解读市民社会不是最终目的,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才是其政治哲学的旨归。在这一意义上,既然资本统治了市民社会,要超越市民社会,就必须从根本上克服资本对社会成员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的统治,进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认为,这需要从社会成员的政治解放向人类解放转变。 
      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价值追求。政治解放使社会成员从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获得了形式上的个人自由。同时,在拥有人身自由的同时,他们也自由得一无所有。为了获得维系生存的必要物质条件,他们要受现代经济力量(具体来说便是资本统治)的制约,他们尽管摆脱了封建人身依附,却又陷入资本主义的以资本占有为核心所构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了物化的倾向,出现了“资本拜物教”。换言之,市民社会的成员仍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资本统治下的人权也非真正的人权,它只是一种脱离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抽象人权,此时的人权仍然受到各种“拜物教”的束缚。为了使人类(主要是无产阶级)获得真正的自由,实现人类的解放,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必须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只有通过革命的形式才能彻底终结资本主义的各种生产方式,消除各种异化现象。所以我们说,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当代政治生态中仍有旺盛的生命力 
      马克思政治哲学所具有的历史视野、价值追求以及立足于实践的思维方式在当代政治生态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问题意识、人文关怀以及对于中西方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力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首先,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角度看,政治哲学必须关注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处境和命运。马克思政治哲学具有强烈的人学向度,其政治思想始终围绕着人在市民社会中的现实处境,立足资本主义环境下人的日常生活,而非纯粹的理论假设与思辨论述人的解放和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异化”之后的人性回归。这种研究向度是政治哲学研究应该坚持的正途,同时,他立足社會生活的实践本质关注和思考现实的人的命运,对于我们当前判断现实政治生活的走向、审视当代条件下人们自由发展的限度与超越的路径、在利用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理想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文关怀角度看,马克思对人类理想政治生活的向往并非致力于完善某种政治架构或政治生态的营造,而是从人类解放的角度关注各种政治样态对人的本性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自由(规律之必然与价值之应然的统一)状态的影响,归根结底,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见也从根本上扬弃了政治,将人的世界还给人本身。在当今这样一个日益迈向全球化的时代,矛盾冲突与发展机遇并存,全球秩序和各民族国家内部社会结构在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会呈现政治生态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评价和应对这些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需要站在马克思人文关怀的立场上,从历史演进和人类解放的角度进行评价,确立政治价值的和谐维度,使人际交往和国际交往超越零和思维,朝着自由人的联合的方向迈进。 
      再次,对于自由主义的发展而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存在为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当代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个人自由固然重要,并且应该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但如果个人自由只立足于个体关怀,不能确立一种公共性和理想性,不能从个人的自由发展导向自由人的联合,那么,这种自由主义仍然是不完美的或者是有待发展的“自由”主义。 
      最后,对于当代中国政治架构和政治哲学发展而言,我们面对着两个方面的借鉴资源,一个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另一个便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并且这两个方面并不相互区隔。马克思在超越市民社会的论域中,在人类解放的高度上开创了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不同的传统,同时也留下了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的张力。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在这二重维度内所作的努力,就是在马克思政治哲学传统之内形成的代际传承。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在这一传统的框架下结合中国实际,解决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政治哲学对于解决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实现社会公正、公民平等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中国化,从而实现“中国发展模式”的后续发展,是当代我国政治哲学和制度实践的重大课题。作者:由春桥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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