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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学东渐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叙事逻辑与理论特征(3)

    发布时间: 2019/8/16 0:53:4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另一方面,西方哲学的东渐始终在国家危亡和文化危机面前,适应了国人急于摆脱民族危机的心理需求。而进化论的精神之一就是“偏重强调事物顺应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新陈代谢”,进化论能够在西方哲学东渐中成为显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13](P11)因此,西方哲学东渐的过程是一个跟随环境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过程,体现出进化论“适应环境”的适应性、渐进性和“符合论”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国化呈现为“建构论”的特征。只有不断确立起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化”,才能真正“融入到中国哲学发展的现实需要层面,实现对其中国化的自身修正”[18]。建构论重视主客体之间在一定情境下的互动与对话及其产生的影响。我们在此意义上试图努力将西方哲学中国化具有的现代建构论特性加以说明。  
      在此借用孙正聿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改革的阶段划分理论,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哲学研究视为具有教科书的特点。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哲学研究呈现出向苏联哲学学习的“一边倒”情况,以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全部哲学的样板。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编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以作为全国党校和高校通用的哲学教材。1961年,由艾思奇署名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问世。艾思奇主编的这本哲学教材,“文革”前使用了5年,“文革”后又使用了5年,影响之广,可见一斑。这一态势足以说明当时中国的哲学建构论特性开始显现。即面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内容的西方哲学时,对其的传播和推广开始强调与中国社会具体“情境”的融合,对其内容与体系的编排与结构化处理也体现出中国学者的主观性和目的性。这样的哲学认识就不同于西方哲学东渐时期单方向的引进,而具有了建构论所强调的主体与客体的互动性。  
      20世纪80年代的十几年间称为“教科书改革的哲学”,此时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建构性特征更加浓厚。从事实上看,朱德生、李真所著的《简明欧洲哲学史》,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所著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陈修斋、杨祖陶所著的《欧洲哲学史稿》,全增嘏所著的《西方哲学史》,冒从虎、王勤田、张庆荣所著的《欧洲哲学通史》等西方哲学史著作和诸多国外学者的哲学翻译作品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这些作品的出现是对教科书哲学整齐划一的知识模式的转型。从理论上看,中国学者本着“还历史本来面目、也还哲学本来面目”的真切愿望重新研究西方哲学。而在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中,“实践”、“主体”、“价值”、“历史”、“选择”等范畴纷纷涌现。这些范畴正是建构论主要精神的体现。首先,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哲学研究以“重构”为主要任务,承认知识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对既往认知进行反思和批判,重新构筑与新的历史情境和主体需求相协调的新认知。这是我们对西方哲学态度上的一种转变——西方哲学的为我所用,此乃为创建亦或建构;其次,态度变,研究主体必然变——此时西方哲学的研究多关心哲学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对人认识的主体性、主动性和人实践的能动性、目的性等问题在西方哲学史教材与著作的创造中加以进一步发掘与提炼;再次,主题新,内容丰富——此时的西方哲学中国化呈现出各有侧重、遍地开花的繁荣景象,“通史说”、“专史说”、“范式说”纷纷出现,“人物史”、“学派史”、“思想史”层出不穷,彰显了知识建构过程中的个性化特征和多样性色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国化体现为“后教科书哲学”的时代特征。此时的西方哲学研究以“哲学”为核心范畴,以“对话”或“会通”为主要取向,强调在已相对全面掌握具体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反思和批判的过程就是对话的过程,这种对话既有中西马的对话,又有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思想与思想的碰撞,所以后教科书时代的西方哲学研究将哲学看作“一门创造性的学问”。[19](P2)创造性的学问更符合时代的潮流,对话性的研究更能够实现文化的交融,这一点似乎已经达成共识。季羡林指出:“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由于文化交流,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才能互相补充,共同发展,才能形成今天世界上万紫千红的文化繁荣的景象”。[20](P314)楼宇烈、张西平指出:“凡有生命力的文化都不会是‘独语’的文化,唯有‘对话’才能促进思想的发展,唯有宽容才会有文化的繁荣与昌盛。”王晓朝也指出:“文化的交融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17](P2)所以,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思想的阐释更加多元化,更加带有明显的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和解释原则,更加追求将西方哲学“改造”为能够融入中国人文化血脉之中的西方哲学。也就是说,从追求“西方哲学”到生成“中国的西方哲学”。2004年,八卷本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的诞生,可以说是后教科书哲学时期哲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作者在第一卷前言中就写道:“中国介绍、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更加开放、迅速发展的时代,东西方哲学文化的交流、对话和碰撞日益频繁”,“需要用自己的头脑去‘阅读’和‘理解-思考’”,“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工作,对于西方哲学的问题可以做出我们自己的创造性的阐释,可以在同等的哲学层次上与西方的哲学有真正的‘对话’,而不是各说各的话”。[19](P1-2)对话精神正是建构论的核心精神所在,也正是在古今对话、中西对话、作者与读者对话的意义上,才有可能将西方哲学本土化、中国化,将“西方哲学在中国”建构为“中国的西方哲学”。  
      为此,我们称之为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是沿着思考中国问题的方向发展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西方哲学中国化“强调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论、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潮为中国人所知晓、所理解、所接受、所辨识,不断成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元素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进程,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不断被中华文化包容、改造、吸收和诠释的过程,是中国人立足于中国式思维和中国式立场不断去解读西方哲学的过程,是中国人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实现的过程”[21]。作者:谢昌飞
    编辑:秋痕

    西学东渐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叙事逻辑与理论特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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