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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的汉藏佛教与现代国家(1)

    发布时间: 2019/8/16 0:53:45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民国的汉藏佛教与现代国家  

          一九五一年,在与内地疏离了近四十年之后,西藏重新成为现代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西藏僧俗精英会愿意接受这种命运?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滕华睿(Gray Tuttle)博士在《建构现代中国的藏传佛教徒》(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一书要探讨的主题。该书二○○五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香港大学出版社则在二○一二年出版了陈波博士汉文译本。滕华睿认为,民国时期部分汉藏僧俗精英对佛教文化的共同认同和积极倡导,是让之后西藏愿意重新拥抱中华国家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佛教造就了现代中国。  
      在第一章,滕华睿回顾了藏传佛教徒作为链接清帝国和西藏中介的传统。清朝征服西藏后,由当地僧俗精英实施统治权,而帝国的满洲和蒙古精英则只负责与这些僧俗精英进行合作,进而维持对西藏的控制。在这一合作体系中,藏传佛教徒充当了中介的角色。清代早期,达赖喇嘛通过派驻北京和五台山的僧人代表和朝廷进行联系。而随着帝国对青海的征服,来自那里的喇嘛就成了皇帝与西藏方面沟通的使者。有清一代,朝廷让管理宫禁事务的内务府负责藏传佛教徒事务,凸显了藏传佛教徒事务在帝国行政系统中的特殊地位。同时,朝廷严格限制汉人介入涉藏事务,不仅在涉藏事务的主要官员任命上几乎排除了汉人,也不鼓励涉藏汉文文献创作,这导致清帝国解体前内地汉人对西藏了解极少。滕华睿认为清帝国区隔汉人和满、蒙、藏、回等内陆亚洲诸族乃是为了避免帝国因整体汉化而衰落。  
      但是俄国和英国商业利益在西藏的扩张引起了帝国精英的极度担忧,进而改变了清帝国和西藏之间的关系。在第二章,滕华睿叙述了帝国精英如何试图将西藏拉入民族—国家的结构中。由于清帝国晚期各地叛乱频发,平叛主力—汉人精英的力量随之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得到提升,他们现在可以染指之前遭到禁入的内陆亚洲事务。就西藏而言,帝国第一次允许一位汉人—张荫棠担任了驻藏帮办大臣。面对俄、英的威胁,张的应对策略是民族主义,即削弱西藏的自治地位,将之整合进中华民族—国家的结构中。张的策略被汉军旗人赵尔巽、赵尔丰兄弟继承,他们在康藏一带强力推行整合计划。帝国的民族主义策略引起藏人的极大抵抗,他们趁辛亥革命爆发赶走驻藏官兵从而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de facto Independence)。一旦达赖喇嘛的政府获得事实上的独立,西藏统治精英就跟之前的汉人一样对内实施集权化的民族主义策略。这让原来享受自治地位的部分寺院精英难以忍受,其中包括了九世班禅喇嘛和诺那呼图克图,他们最终选择流亡内地。当然,满洲精英在辛亥革命前就已经意识到帝国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们设计出一套“五族大同”话语以图挽救危亡,中心思想是:合满、蒙、汉、藏、回为一个公民体。这套话语虽然没有挽救清帝国,但汉人继承者却接受下来,希冀保有帝国疆土。  
      不过,因为民国政府缺乏必要的军事力量,所以仅凭“五族共和”之类的话语断难恢复西藏等清帝国疆土。滕华睿指出,幸运的是,当军事和意识形态力量都显乏力的同时,汉人开始改变对藏传佛教的敌视态度,而这反过来将在日后增进西藏对汉地的好感。在第三章,滕华睿描述了现代汉传佛教徒是如何变得愿意接受藏传佛教徒的。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是晚清俗家居士杨文会,作为外交官,他在与海外佛学研究者的接触和交流中意识到,其他佛教系统与汉传佛教一样,也具有很大的正面价值,而且这些佛教系统典藏中有许多汉传佛教中没有的文本。杨文会的思想通过他的学生太虚法师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汉传佛教徒。太虚法师通过创办佛学院鼓励学生去了解藏传佛教。就在部分汉传佛教徒试图了解藏传佛教时,在内地的藏传佛教徒也在展现自己的魅力。七世章嘉呼图克图说服了袁世凯放弃没收内地佛教寺院财产,蒙古族喇嘛白普仁和藏族喇嘛多杰觉拔通过一系列消灾和护国密宗法会引起了汉人的兴趣。当这两拨人相遇时,火花擦出了:以大勇、法尊和能海为代表的汉僧们决定去西藏求法。而以班禅喇嘛、诺那呼图克图和多杰觉拔为代表的旅居内地藏僧则积极开展在内地传法。第四章继续讲述汉僧在藏地的遭遇以及藏僧在汉地的遭遇。汉僧的入藏求法之旅遭遇了财力、语言、文化、自然和政治障碍,几位坚持下来的人不得不依靠当地藏族喇嘛的帮助,也因此,法尊和能海两位汉僧与帮助他们的个别藏族喇嘛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个人关系。而内地的汉人居士则继续邀请旅居内地的藏族喇嘛做法事,这些俗家居士甚至引导政府卷入此类法事,一个显著的事件是多杰觉拔受俗家居士之邀入川办密宗法会,四川军政要人争相欢迎并布施。太虚看到四川军政要人对佛教的兴趣,便争取到他们支持创办汉藏教理院,以便学生们即便在内地也可学习藏语和藏传佛教知识。  
      在四川军阀通过宗教与西藏发生联系时,一九二七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则试图寻求在政治上加强与西藏的联系。为了结束西藏事实上的疏离状态,国民政府诉诸五族共和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但是,国民政府这些意识形态修辞看起来并没有对旅居内地的藏族喇嘛产生多大影响。滕华睿在第五章通过分析与九世班禅喇嘛有关的藏文和汉文文献来证明国民政府种族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滕华睿发现,在他读到的九世班禅喇嘛藏文文献中从来没有使用过“五族”概念,并且完全没有采用汉语中的“民族”概念。这些概念仅是偶尔出现在九世班禅喇嘛代表所发布的汉文材料中。滕华睿分析发布时机和修辞使用后认为,九世班禅喇嘛选择使用国民政府的意识形态话语仅仅是为了讨好特定的听众,自己并没有真心接受。  
      种族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失败之际,国民政府在戴季陶的努力下,用藏传佛教自己的术语,成功地将旅居内地的藏传佛教徒们包容进来,把宗教和政治的角色合并在给与这些大活佛的职位上。在第六章,滕华睿分析戴季陶的努力和大活佛的积极回应。戴季陶主动邀请九世班禅喇嘛来南京传法,并在法会上和夫人接受密宗灌顶仪式和佛名,之后又请国民政府授予班禅喇嘛“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封号,班禅喇嘛欣然接受了这一封号。在利用宗教吸纳九世班禅喇嘛之后,国民政府又授予他政治性职位—西陲宣化使,以助国家安抚边疆。除了在宗教和政治上笼络藏传佛教领袖人物,戴季陶还积极倡导佛教本身和藏传佛教领袖对国家的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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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的汉藏佛教与现代国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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