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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经学兴盛的原因

    发布时间: 2006/11/9 9:21:5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春秋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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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经学兴盛的原因
     
    清代经学是整个清代儒学演变发展的具体表现形态,是中国传统经学更新递进的重要发展阶段。它的形成发展,大致经历了清代初期经学考据的初创兴起、乾隆嘉庆时期古文经学的盛行发展、道光年间前后的今文经学复兴再起的三个演变过程。它的学术内容,主要以专门考据诠解儒家经典的经学为其中心范围,同时又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地理、典章制度、金石、乐律、校勘、辑逸等相关学科的广泛究治。在其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清代经学不仅创立了系统精密的经学考据方法,取得了湛深丰硕的经学研究成就,而且也促进了儒学思想的丰富创新,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发展。
    任何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都是由它赖以存在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清代经学作为清代时期儒学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它的产生兴盛,不仅是由清代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而且是由传统儒学自身的发展特点所决定的。
     
    (一)清代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是清代经学兴盛的社会原因
    清代初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了强化其专制政权,卓有成效地推行了一整套统治政策,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到了乾隆初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图治,清代社会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为清代经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清政府通过长期的政治、军事活动,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稳定的封建国家。首先,他们平息了国内各地的抗清斗争和叛乱活动,维护了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统一。对内,彻底消灭了南明政权,平定了三藩之乱,进军收复了台湾,粉碎了西北地区的叛乱;对外,多次击败了沙俄对我国北境的侵略。随着国家的统一与巩固,清统治者也实行了务实的民族政策,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辖。他们在西南推行了“改土归流”的政改措施,在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行政体制,在蒙古设置了盟旗制的管理制度,在东北推行了军府制的治理形式。封建国家的统一稳定和专制政权的稳固,为学术文化的兴盛创造了有利的发展条件。
    清政府采取了多种有效的经济措施,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在农业生产上,他们下令停止圈占土地,推行了“更名田”的土地制度,将明朝皇室和官有的庄田划分给农民耕种,农民开垦的无主荒地均归农民所有;同时又实行了“摊丁入亩”、“地丁合一”的赋税制度,减轻了农民的生产负担;大力兴修农田水利设施,改善了农业的生产条件。在工商业生产上,清政府废除了手工业者的匠籍制度,免去了他们的丁银赋税,减轻了手工业者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促进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与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的恢复发展,推动社会经济走向繁荣,这为学术文化的兴盛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清政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政权的稳固统治,在思想文化上实行了恩威并施的双重政策。一方面,他们极力提倡孔孟程朱儒学思想,实行了崇儒重文的文化政策,重视和关心封建学术文化的发展,组织学者编纂整理古今图书,保存了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促进了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为了钳制人们的思想行为,又实行了残酷的文字狱政策;罗织文网捕风捉影,疯狂镇压富有民族思想和触犯现实政治的知识分子,焚禁大批有碍于专制政权的古今典籍。清代政府的双重文化政策,导致了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转向了脱离现实的经学兴盛。
    (二)传统儒学的自身发展特点是清代经学兴盛的内在原因
    清代经学是清代儒学演变的具体形态,是传统经学更新递进的重要发展阶段。它的产生兴盛,不仅是在对宋明理学的反思批判中形成的,而且是在对传统经学的丰富创新中发展的。因此,传统儒学的自身发展特点,为清代经学的兴盛提供了内在的学术基础。
    1、对宋明理学流弊的批判反思
    宋明理学的形成发展,构筑了传统儒学哲理思辨的理论体系,充实了传统儒学系统严谨的思想内容。但是,在其演变过程中,宋明理学双形成了空谈心性义理、漠视经世致用的空疏学风。特别是在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王守仁心学思想的泛滥流行,许多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终日空言明心见性,不重关切现实时务。理学末流的空疏流弊和明清更迭的惨痛现实,导致了清初学者对于宋明理学的反思批判。他们认为,宋明理学的空疏流弊,在于“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从违”(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他们不仅背离了经世致用的儒学宗旨,实是内释外儒的空疏之学,而且导致了社会人心的腐败堕落,实是明朝覆灭的思想根源。因此,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清初思想家,为了力矫理学末流的空疏弊端,重倡经世致用的儒学传统,主张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提出了“通经治史”“明道救世”的为学宗旨。他们重新阐释了经学的本质含义,提出了“舍经学无理学”的思想,认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指出圣人之道蕴涵于“六经”之中,惟有通经治史才能明晓儒学义理。同时,他们主张研治经学应当直接反求于古经,摆脱宋明诸儒臆断解经的羁绊。清初学者对于宋明理学的反思批判和经学研究的重视提倡,开启了清代学术实事求是的务实学风,奠定了清代经学兴起盛行的学术基础。
    2、对传统经学的丰富发展
    传统经学的演变发展,系统地阐释了儒家经典的思想内容,丰富地创立了经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但是,由于儒家经典文字古奥、语义难明,后人解经多有望文生义曲解原旨之失。同时,由于经学历史源远流长,经典流传颇为复杂,致使古籍文本讹误甚多,学派思想尤多歧异。特别是宋明以来,妄改古籍恶习盛行,臆断解经多滋伪说。因此,重新订正经典文字原貌,再显儒学义理本旨,促成了经学研究的创新发展。在明代末期,许多学者开始重新研究儒家经典,出现了经学复兴运动。他们批评和怀疑宋人经解,主张兼采汉儒之说,考证名物训诂,辨析诸经真伪。清代初期,以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胡渭为代表的学者,上继明末经学复兴运动,力揭了宋明诸儒对于经典的曲角舛误,下启清代经学考据学风,创立了治经复古辨伪存真的治经方法。“黄氏辟图书之谬,知《尚书》古文之伪;顾氏审古韵之微,补《左传》杜注之遗”(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谓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清代经学正是在对传统经学的丰富创新中,而逐渐兴起盛行,并成为清代学术的主要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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